| 克洛德·勒福尔,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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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位作者，很明显约翰，罗尔斯根据原初真理的设定推出他的表象公式，这个原初真理在无知之幕下被勾勒出来，而无知之幕后的那些前社会化主体被设定为必定对一个好社会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样，哈贝马斯论述的一致性预设了一个不可争辩的理性真理的可能性，它产生于畅通无阻的公共交往(阿佩尔的说法)或者言论的种种实际条件的逻辑。所有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体系就更不必提了，它们都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和经济理论的启发，借助于或多或少对自己透明的、也完全了解向他敞开的所有选择与可能性的理性主体而变得似乎有意义起来。简言之，所有理论体系，正是因为它们以体系化为目标，都将它们的作者、或者是一个作者藏匿于其后的想象主体(无产阶级、理性主体、科学或沟通的社群)置于上帝的位置。相反，勒福尔提出了一种深刻而真正世间的思想。为此他不会去嘲笑宗教或者假装我们能很轻松就脱离它。
反对实在论
放弃阿基米德点的虚构，也就是放弃上帝的视角，其逻辑结果是勒福尔彻底批判与历史理论、社会关系理论相关的所有“实在论”，也就是说，反对任何从被设为实在的，或至少是比其他部分更为实在的中心演绎出历史与社会的尝试。勒福尔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是马克思殷勤而忠诚的读者——而是马克思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摒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以便隐藏在对物质生产与经济基础这种假定实在的祈召之后。勒福尔认为，这种被假定的实在总是充满并弥漫着想象与象征；马克思对这些想象与象征有自己的认识。不过，同样的批判也指向了结构主义，他们主张法则比具体实践具有更多的实在性；或者是指向了功能主义，他们相信，社会自然地进化并出现差异以回应内在于劳动分工的实在功能性制约。勒福尔认为，这种尝试之所以失败，在于它无法成功地思考“个体与社会的可逆性”，因为它“将社会还原为个体间相互关联的系统”，视之为最高的现实，因为“它逃避了在我们领会存在于个体中的社会超越性和由社会建构的个体超越性时所出现的不确定性”。最后的这个批判很容易拓展并运用于20年来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间展开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上；也就是说，争论的一方只将实在性赋予个体，而另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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