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即勒福尔的原创性在于，他提出民主是一种特定的象征秩序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这种理解并非没有困难，尤其在民主是否只专属于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似乎是来自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关于不确定性的现代经验——或者是否可能认为，正如我希望的那样，原始社会是遵照某种民主的要求而建立的。但我们如何能从勒福尔的视角来辩护民主可能跨越历史的本性呢?
　　不确定性对抗解构
　　无论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我所相信的勒福尔工作中的两个关键方面在这里是相互关联的。第一点是他的工作带有对知识界(intelligentsia)风气的也许过分的反感。尽管承认意义、真理、实在性和主体性的不确定，勒福尔也绝没有暗示要像米歇尔，福柯、保罗，维尼或让，鲍德里亚一样，抛弃意识形态与实在的区分。这样的抛弃要么与认为寻找意义或真理是毫无目的的观点相关，要么就陷入广义的解构主义，这种解构主义正如勒福尔所说，“尽管使用的是解构的语言，但仍在继续建构自身”，而且渴望得到的恰恰是如同所解构对象那样的确定结论。而他自己的任务更谦逊也更为野心勃勃，是“去审查事物、历史、社会生活和其他人们的工作中所存在的距离、冲突和断裂，去审查那些迫使我们继续体验知识终结的不可能性的意义不确定性的迹象”。感谢上帝，幸好这里没有后现代主义。
　　向政治哲学敞开
　　另一个方面与一个显然必要的运动有关，这个运动引导勒福尔在批判实在论和实证主义之后，放弃了社会科学领域并将他的探求模式纳入政治哲学的事业中。他用政治哲学这个词所指的是“对社会的种种生成原则，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对社会的各种形式”的反思，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反思那样。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一旦他们想要思考什么时，社会科学就会面对两个同样站不住脚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将社会的一些具体组成要素确立为对象或子系统，并因此看不到这些要素无法用任何自然方式相互区别开来，而只有与其体制下的历史事件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并由此拒绝思考从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的那些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选择是，把社会当作如此的对象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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