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再次，如果司法解释仅仅限于对刑事诉讼法条作出无争议的字面含义的说明，那么这样的司法解释就不会对法院审判有任何价值，因为任何法院对这些法条都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相反，根据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细化刑事诉讼法条的规定，确定意义模糊的用语的确切含义，弥补国会立法所留下的空隙和漏洞等等，恰恰是司法解释的意图。而这样的司法解释当然带有立法性。
四、程序的法定性与正当性
如前所述，主张“程序法定原则”的学者认为，该原则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是相通的。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下面的分析将指出，我国学者所主张的“程序法定原则”是对司法机关的限制，要求司法机关依照立法机关所立之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是一种形式法治，而美国“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强调是对立法权的限制，要求国会法令本身必须是正当的，追求的是实质法治，因此二者差异甚巨，认为二者相通的观点不能成立。
1. “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强调对立法权的限制，追求实质法治
美国宪法中有两个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分别是第5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前者是对联邦政府权力的限制，后者是对各州政府权力的限制。不过，二者都规定，政府未经“正当法律程序”(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政府依据国会法令剥夺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已满足正当程序条款；正当程序条款不仅限制着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也限制着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无权根据其意愿，随心所欲地制订任何程序。(26) 如果法院认为立法机构制定的程序性法律不具有正当性，有权以正当程序条款宣布其无效。
在美国，判断某一法律是否“正当”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名称相悖，因为它“与程序较无关联，而着重于实体”。(27) 根据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如果政府缺少充分的、正当的理由去干涉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那么规定这种干涉的法律即为无效，即使该法律的执行程序非常公正和完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通常要求国家在干涉公民生命、自由、财产时，应告知公民干涉的理由，应给予其充分的、合理的听证的机会。(28) 不过，判断某一具体刑事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的标准，却不是药方里的处方，也没有任何权威的界定。当然，这并不表明法官的判断不受限制，相反，他们应将判断置于可被接受的正义观念范围之内，而不得仅基于个人判断上的嗜好，同时应小心尊重被审查的州法院判决。(29) 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通过“选择吸纳”的方式，将联邦宪法第四、五、六、八修正案中的很多内容吸纳到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从而使得保障被告人的下列权利成为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不被非法搜查和扣压、免受双重危险、以强制程序获得有利于己的证人出庭作证、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获得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被告知指控的性质与理由、与对方证人对质、获得律师帮助等等，另一方面还通过判例，使得正当程序条款的内容和要求不再局限于宪法修正案中的明确规定，而有一些独立的内容。这些独立的内容分布在刑事诉讼的每一阶段，并在一些阶段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占主导地位的规则。比如，禁止警察“蛮横”的以至于“震撼良知”的习惯做法，要求控方向辩方庭前展示其拥有的证据，禁止控方的不正当拖延等等。(30) 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包含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这些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过去的原则将在未来的经验下重新受到评价”。(31)

2. “程序法定原则”：仅是对司法权的限制，仅追求形式法治
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而国家权力在这个领域的干预不仅应依据事先制定的法律，还应是适度的，有限的，应被视为例外的因此应被证明具有合理性的。(32)“法治国家具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以法律为中心，凡对公民自由和财产的侵害必须具有议会法律的授权；而只要国家活动形式上符合法律，即视为达到法治国家的要求。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的正当性。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是形式意义的法治国家的补充和发展。”(33)
前述我国学者所主张的“程序法定原则”仅是对司法机关的限制，仅要求司法机关依照立法机关所立之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而没有对立法机关所立之法本身提出任何要求，因此追求的只是一种形式法治，或者说只是法治的形式侧面。
形式法治本身是很重要。它通过要求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宣布的规则的约束，使得公民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并据此计划自己的个人的事务。(34) 没有形式法治，国家权力的恣意滥用就难以避免，公民的权利就会受到恣意侵害。但是，仅有形式法治并不能真正实现法治。如果一项法律赋予政府以按其意志行事的无限权力，那么政府的所有行动在形式上就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一定不是法治原则下的合法，而是以法的形式所推行的专制，或者说在法的名义下推行的暴政；而事实上，以法的形式所推行的专制或者说在法的名义下推行的暴政，由于法的普遍性而导致一般人的利益受侵害的范围更广泛、程度更深远，因而完全可能比没有法的形式而推行的专制与暴政更残忍，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恶法之治”便是明显的例证。(35) 孟德斯鸠也说过：“没有比在法律的借口之下和装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出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不幸的人们正是在他们自己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36)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关注的不仅是法律是什么，还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它反对恶法亦法，要求法律本身是正当的，要求所有的法律都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被称为“元法律原则”或者“超法律原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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