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业生产力，就需要改造小农生产，推行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促进生产的互助合作。[6](p44)然而实践经验表明，小农经营虽然分工合作水平有限、生产效率有限，如果在外部环境并未发生质的改变的情况下，完全取代这一体制则并不是一件易事，操之过急就会适得其反。这就是在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方面小农生产的效率需要提高，另一方面小农的经营模式却又不能被效率更高的机制完全替代。
（三）“大跃进”：对所有制改革的幻想
从1958年开始，从决策层到基层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普遍认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已经牢固，可以向公有制大步迈进。于是农村各地掀起了从高级合作社迈向人民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农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土地及其它农业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在经济上，人民公社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集体所有，其中生产队是基本单位，集体生产和分配主要在生产小队范围内进行。在农村管理方面，人民公社又是基层行政机关，管理着农村社会的公共事务。
农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生产经营体制也全面转向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既作为生产集体的代表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一级生产经营单位，同时又是农村的基层行政机构。从理论上看，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能够把分散的个体农户集中到大集体之中，并通过集体生产劳动，更好地实现分工与合作，从而可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更快速增长。然而在现实中，所有制虽发生根本转变，但集体分配体制仍不能解决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就必须牺牲社员的个体创造力，把所有劳动力强行控制在集体之中。因为集体难以选择让哪个社员外出发展，哪个社员必须留在集体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只能限制所有社员都不要离开集体劳动。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制在有些地方虽排除了部分合作的障碍，但却遏制了农民个体的创造性，同时也遏制了农村进一步发展。正因如此，人民公社化虽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不仅对提高效率无济于事，反而造成发展的危机。在各地农村大步跨入人民公社之后不久，从1959年到1961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危机就全面暴露出来，农业生产陷入了艰难的困境之中，由此出现粮食生产和供应严重危机。
为了走出危机，国家不得不对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些政策加以调整。政策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农户的个体生产经营，如恢复农户的责任田，农户可在自家责任田自主生产经营；（2）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1963年，中央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的会议，正式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这在新中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农业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解决我国庞大人口规模的粮食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面临重重困境的中国农业来说，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口；（3）加大对农业的投入。1962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达到38.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2.5％，比“一五”期间的比例高出近5个百分点；1965年，国家支农支出提高到55亿元，占总支出的11.8％。[7](p71)此外，在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方面，“一五”期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为41.8亿元，农林牧渔新增固定资产为34.5亿元，“二五”期间，两项分别提高到135.7亿元和84.6亿元，1963－1965年间，两项分别为74.5亿元和60.6亿元。[8](p72)由此可见，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从“二五”计划之后就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经过政策的调整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农业生产在1959－1961年间所遇到的困难逐渐得以克服，粮食生产水平渐渐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到308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0斤，与1952年的水平相差不大。到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890亿斤，人均产量544斤。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也达到6095亿斤，人均产量达到637斤。20年间突破了3000亿、4000亿、5000亿和6000亿斤四个重要关口。[9](p10，138)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对小农生产改造中，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所有制的改革之上，是一种幻想。农业合作社难以解决小农的合作化经营问题，人民公社虽改变了所有制，仍然不能解决集体中的生产合作问题。或许，我们所努力实现的高效率农村合作化经营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农村毕竟是小农组成的大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在企业组织中，制度的目标对象是经济人的个体，而农村则是由农户组成的社会综合体，所以寄希望通过一种制度改革就能立即改变农村面貌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幻想。
二、改革开放后30年农村发展的成就与困局
迈入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虽然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农民不仅没有富裕起来，甚至还要为温饱而发愁。因此，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也就成为农村改革的首要动力也是首要目标。
（一）“大包干”：一剂“补药”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始于“大包干”。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私下达成协议，将生产队集体土地分到各户，实行“大包干”。按照农民的理解，“大包干”就是“交足国家的，保证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岗村农民的改革实践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到一年时间，不仅解决了困扰他们近20年的温饱问题，彻底走出粮食、生产和生活上的“三靠村”的困境，而且取得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10](p168)小岗村的改革经验逐渐得到管理层和决策层的认可，自1979年后逐步在全国得以推行和推广。由此掀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潮，随着农村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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