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入，人民公社制终于在1984年走向终结，取而代之是农村乡镇体制。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改革实际上恢复了农户土地使用权和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体制，从而可以让农户能充分发挥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劳动，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
农村改革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拓展到政治经济关系。随着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解散，嵌入在集体经济中的政治影响也大大削弱。在集体经营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开始让位于对经济生产的重视。农村社会生活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逐步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社会中心的转变是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
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和政治上摆脱了集体的束缚，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恢复和发展，所以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广泛兴起，由此掀起了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高潮。在江浙一带，乡村工业开始主要是由集体经济时期留下的社队企业由私人承包而发展起来，后来逐渐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创办私人企业。乡村工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以往以农业产值占主导的经济结构，向工业或非农业产值逐渐占主导的结构变迁。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带动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改革为个体农户充分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源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农户不仅可以自主地选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所以，农村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劳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大包干”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犹如一剂“补药”，让广大农村地区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剂“补药”的作用关键在于恢复了农户自身的生产经营功能。改革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任何旨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努力，如果忽视了农户自身的独立自主性，都是相当危险的。任何改革创新，都需要在维护小农家庭的独立性基础上去寻求新的路径。
（二）后集体化时代的发展成就
随着农村改革政策的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集体经营体制，到1984年，农村人民公社制也宣告终结，标志着农村集体经营体制已全面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变迁。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问题，尤其是集体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低下所导致的生产效率过低问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再次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农业经济于是很快得到了迅速恢复，特别是粮食生产，改革后农村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得以大幅提高。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79－1998年十年间，粮食产量先后突破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和10000亿斤四大关口，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199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246亿斤，人均占有量达到800斤。[11](p7)这一巨大成绩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粮食供需矛盾，并将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彻底抛掉。
粮食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快解决了困扰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大多数农户都能通过自己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来满足家庭成员的粮食需求。可以说，农村改革立竿见影的社会效应就是快速缓解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农村绝对贫困现象得以锐减。在改革开放前，全国处于绝对贫困，也就是每年都受温饱问题困扰的人口有2.5亿，到1985年，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至1.25亿，7年间减少一半，平均每年减少17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0％减至14.8％。2007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只有1479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6％。[12](p21)
随着农村改革的继续深化，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快速发展。正是凭借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农村社会生活水平得以快速提高。农村改革后的10年左右期间内，农民的生活就从解决温饱逐步走向小康，例如，在1978年到1991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1年的708.6元，增长4.3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9.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06元增加到1991年的619.79元；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1年的57.6%，下降10.1个百分点。”[13]从这一统计数据即可看出，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十几年间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1992年后，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改革开始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重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为农村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重要历史机遇。不断开放和完善的农村市场，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广大农户在巩固农业生产的同时，逐步掌握了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调整经营结构，多数农户都在发展多种经营，走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改变了依赖于农产品产量增长和价格提升来提高收入水平的路径。很多农户通过家庭内的分工合作，让农业富余的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或者是通过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来促使家庭总收入的提高。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中间十年，农村居民的社会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小康标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1年的708元增长到2000年的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从1991年的620元提高到1670元，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7.6％降到2000年的49.1％。[14](p315-327)
从发展趋势来看，21世纪将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发展将进入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将会全面地向小康社会迈进。农村发展迎来的新局面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只要宏观政策确定正确的方向，农村发展的新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农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也不再是难事。首先，粮食生产已经连续多年增产增收，粮食生产的基本政策维持稳定，这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其次，国家推进的城乡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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