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止，还有蔓延扩散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与制度的不完善、选举的不规范有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民主选举的理念还没有真正深入村民的心中，很多人还没有把选举当成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一种权利来行使。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少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选举“乱象”，相对而言，在一些经济较发达、村庄公共资源较多的地方，贿选、暴力威胁、控制选举的问题也较多。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村民自治的意义。为了避免贿选、暴力威胁等不正当选举行为，就需要我们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

3.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创新，自诞生以来得到了政学两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郎友兴、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在政界，民政部的一名官员透露，1998年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很多人建议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对村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但是，伴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推进，各种深层次矛盾显现出来，在一些地区，村民代表会议也面临难以召开的尴尬窘境。综合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代表的产生由干部指定。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村民代表产生的方式极不规范，不少代表未经严格的选举程序。有的代表甚至直接由村干部指定，致使村民代表不为村民着想，而直接听命于村干部。难怪有人不无讽刺地说道：“什么村民自治，根本就是村委会自治嘛！”二是村民代表开会走形式。这个问题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比较贫困的村庄非常严重。由于缺乏公共资源，人们对谁当村里的领导并不关心，选举代表的热情也不高。很多时候村民代表会议连基本的代表人数都达不到，即使勉强凑齐人数也是走形式，村民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村民代表会议成了举手会，大家都不愿意参加，没有取得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4.村务公开存在盲点

村务公开是指村民委员会把村民普遍关心的、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告知全体村民，并由村民参与管理、实施监督的一种民主举措。村务公开是实现村级事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994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要着重抓好村务公开制度建设，凡是涉及全村群众利益的事情，特别是财务开支、宅基地审批、当年获准生育的妇女名单以及各种罚款的处理等，都必须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设立了村务公开栏，建立了村务公开制度。但是，在实践中村务公开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公开不及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一）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三）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四）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村庄的村务公开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更新，有的地方公开的信息甚至是几年前的。这样的村务公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群众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公开也不满意。第二，假公开。有些地方对村务公开看起来很积极，但是公开的信息却存在不少问题，如在财务收支方面把一些表面的数据公开出来，具体的收支项目却不公开。有时候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就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导致公开的内容缺乏真实性。第三，难监督。当前，大多数农村的村务公开栏都比较简陋，一般都设立在村委会办公室外面的墙上，有的地方连基本的遮雨设施都没有，公开的信息很容易被雨水冲刷掉。或者，就算是公开的内容有存档，但是一般都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村民有疑问、有意见也不能及时向村委会反馈和沟通，导致村务公开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民主监督作用。

5.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

国家行政权与村民的自治权是两种不同来源的权力。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前者是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其权力来源于国家。也就是说，乡镇政府代表国家所行使的权力是社会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是政权意志的体现。后者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其权力来源于广大村民的选举和授权，是一种社区自治权。虽然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国家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了乡村社会，但是国家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乡村社会的管制。这样就出现了“乡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二元并存”的局面。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转变成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涉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在实践中，很多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下派干部、村干部工资制、村干部提拔为乡干部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导致乡村关系紧张，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果被逐渐弱化和流失。第一，全面推行“村财乡管”，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让村级形成新的债务。可乡镇接管村级组织的钱之后，就一定不产生新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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