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后现代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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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全部清除掉,墨菲面对后现代政治的挑战,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政治,并将其作为理论工具,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展开论战。值得注意的是,墨菲的民主理论并非是飘忽不定的理论柳絮,她最终将“变化的政治”当作其民主理论的元理论。“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典型。阿尔都塞过去常说,在柏拉图哲学背后,有希腊数学;在17世纪理性主义背后,有伽利略的物理学;在康德哲学的背后,有牛顿的理论……从这个观点,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存在的,而且是本体论的。”呻’墨菲将异质性、差异性、冲突性、对抗性看作政治不可根除的特性,正是这样,墨菲的竞争民主理论逻辑在解构之中又具有一些建设性的元素。
笔者认为,审议民主、激进民主和对话民主的分歧,其实质是关于现代性政治和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争论。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是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墨菲的竞争民主则是激进的政治立场,吉登斯的对话民主在二者之间表现出温和的折衷,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国外马克思主义三大民主思想理论由于与社会政治实践的严重实践脱节,最终都遗憾地沦陷为民主乌托邦。但乌托邦(Utopie)与幻想(Illusion)并不等同。“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精神动力。”[18’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当代中国在社会稳定机制下,如何构建“完全代表权”的民主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民主思想可以作为宝贵的“他山之石”予以借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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