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政治的后现代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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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识别上述潜在的民主环境的变化使我们有可能看到民主与建立新的团结的联系。在后传统社会中，增加团结意味着积极的信任，所谓积极的信任就是根据具体条件来确立不同的信任关系。积极的信任是双方的、透明的、全面的。积极信任肯定了自主、保护了多样性的存在，既强调了责任也强调了权利，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吉登斯认为，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培养积极信任，在夫妻关系和亲情关系之间，在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之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土著人和移民之间……各个领域都应该培养积极信任。与上述观念相适应,吉登斯提出了对话民主概念。“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吉登斯认为对话民主有三个理论特质，首先，对话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的延伸。也不是它的补充，对话民主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贡献；其次，对话民主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它关心的是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最后。对话民主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对话民主制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试图通过理性的协商来重建民主，那么墨菲则是从相反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重构民主政治。墨菲认为理性共识模式把道德与正义问题引入政治领域值得肯定，但它们缺乏政治的维度,否认了冲突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不能更好地理解民主政治的实质。“离开了相互抗衡的主张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领域就没有了主题；就无需去做什么政治决策。”墨菲的竞争民主是在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中逐渐建立起框架。她审查一些在一系列领域——社会学、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中，被“后政治观”思潮所支撑时尚理论，例如“世界性的民主”、“全球公民社会”、“世界性主权”、“绝对民主”，这些观点都拒绝承认在对抗维度构建政治，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世界的“超越对抗”的社会秩序。墨菲将它们归纳为三种模式：超越对抗模式、理性共识模式、普适正义模式。吉登斯的&l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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