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异决定了消费不仅在量上存在差别,而且在质上也有差异。毋庸置疑,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导致消费支出差距的扩大。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的假说,即伴随收入水平的降低,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因而低收入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将会不断萎缩,农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下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将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进而加大城乡的差距。诸如农民过度节俭自然会降低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甚至是以牺牲健康作为代价,产生所谓“节俭悖论”;易于从众等短视型非合理性消费观念致使农民忽视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此外,与城市家庭消费不同,农村文化消费占的比重明显不足。调查显示,文化消费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不占重要地位。2005年,农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的7.93%,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排在最后。农民整体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有衍生代际继承的趋势,其结果有可能形成新一轮“贫困文化”的出现,造成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人的素质落后的恶性循环。
3.现实中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相背离,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非合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农村消极和丑恶现象滋生,影响了文明进程。它不仅不利于农民经济收入的稳步提高及消费与生产环节的顺利衔接,而且农民消费质量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自身的生存、享受和发展性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甚至导致矛盾激化,诱发犯罪,而且严重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同时,不仅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顺畅、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党和政府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提高消费主体素质,对于加快农业、农村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

四、加速农民消费行为的理性回归

千方百计地加速农村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改变农民的非合理性消费的根本性保证,二者也是互为因果互为促进的,但将这是个较长时间的演变。除此,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理性引导,包括对农民消费观念的教育,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投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建设、农用生产机器具购置、农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农民子女入学、农村生产生活的节能环保改造工程、农民购置电脑及其他电器产品,等等,给与足够影响力的补贴,是迅速促进农民合理消费,加速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也是促进城乡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所以,当前国家对“家电下乡”等的补贴政策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扩大内需的权宜之需的层面进行认识,否则政策将不能持久、力度不会强大、惠及也不够广泛,更不能发挥政策的综合效能。

参考文献:
[1] 刘艺.论农村人情消费[j].湖南社会科学, 2008(5):199.
[2] 金玲.中国农民现代化问题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27.
[3]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0.
[5] 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01.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