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的时效，换言之，程序的效率要以公正为前提。
6. 终决性
在前文有关程序的构成要素中，笔者已经提及，裁判者根据正当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具有对冲突双方的强制力和对裁判者本身的自我束缚力。对于冲突双方来说，由于裁判者的地位以及法律的权威，便赋予了该决定法律上的强制力，再加上该决定是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做出，所以会对冲突双方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震撼和暗示，这种震撼和暗示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决定的强制力。而对于裁判者本身来说，经过对信息和证据的理性的分析与思辨，以冷静的头脑以及合乎逻辑的方法所做出的决定，几乎不存在被其自身推翻的可能性，而且，恰恰因为该过程强烈的理性色彩，也使得裁判者本身对其产生无可置疑的笃信，从而约束自己不改变决定。从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不难看出，程序最终所产生的决定具有终决性，是不可轻易的改变或撤销的。
三、正当程序视角下的法官地位
在司法程序中，裁判者做出的决定具有终决性，换言之，裁判者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剥夺某一方权利，或者“剥夺甲方而授予乙方（taking from a and giving to b）”。[24]法官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除却国家强制力的原因之外，或许可以从法官地位的角度找找答案。在笔者看来，如果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考量，法官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作为保守者的法官
与保守相对应的词，似可以用改革二字。然而就改革而言，也并非任何行业都对它趋之若鹜，法律行业就是例外之一。法律这个行业，就是要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激进，要维护既定的规则与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过去的规则的制约”。[25]换言之，法官应该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从对待法律的态度上看，法官应该只承认既定的规则，包括处分权利的实体性规则，当然更包括规定如何处分权利的程序性规则；从做出的判决来看，应该保证与先例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一致性，即同样事例获得同样处理。法官的这种保守性格其实与法律的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法一经颁布就不得朝令夕改，这样才能使法官放心的援引法律规则处理纠纷，而不必担心做出判决的依据是否依然有效，如若不然，不仅会让法官无所适从，也会造成大众对法的不信任，正义观念的树立也就无从谈起。而这其中又以程序的稳定更为重要，原因在于，就实体规则而言，由于社会发展等因素，会产生许多的变动——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然程序规则却有不同，试想，当出现争端和矛盾之时，若要诉诸法律，必然会求助于程序规则来启动解决纠纷的程序，进而通过程序一步步的进行，最终将纠纷解决——尽管纠纷的类型不同，但是处理纠纷的程序模式却大同小异。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法官严格遵循既定的程序规则，面对各种各样的纠纷。此乃法官保守的体现之一。
换个角度来看，保守与开放似乎也是一对反义词。这就涉及到法官保守的另一个层面：法官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相对封闭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对空间内而言，封闭意味着排除各种待解决纠纷之外的纷争，排除各种具有干扰性的复杂关系，排除不相干人的各种意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内，理性的解决纠纷。其二，就封闭整体而言，它不具有扩展性，这一点尤为关键。不具有扩展性意味着法官必须坚守“不告不理”，而不能主动的迈出法院的大门去处理未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这与法官应有的地位不符。[26]
综上述，作为以保守者姿态出现在正当程序中的法官，除了将自己定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外，还应该以一种谨慎的态度严格遵循既有的规定，面对纷繁复杂的冲突与矛盾。
（二）作为中立者的法官
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中立性，中立性的原则是程序的基础。[27]笔者在论及正当程序的构成要素时已经提到，作为裁判者，作为程序的指挥者，有一个要求是其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中立。正当程序中的法官理应保持一种冷静的中立态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司法程序中，法官中立的判断标准很难被界定的十分清楚，但总有些关于中立的要素是没有争议的：第一，一个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的法官，判决结果中不应含有法官的个人利益。这也是法官回避制度产生的原因。第二，在程序中，法官不得对任何一方抱有偏见，应以同等态度对待冲突双方。第三，对冲突双方的请求以及提供的信息和证据给予平等的注意，听取并重视双方的交涉意见，不能偏听偏信。第四，“从外观上讲，决定者在操守方面不应该出现让当事者感觉到自己可能会被不公正对待的言行举止，诸如法官不应该单独与一方当事者会见”。[28]第五，法官不应主动介入冲突双方的争论，只需要居中倾听，并以理性的思辨加以过滤，以达致去伪存真的效果即可。
有学者指出，如果法官完全站在中立的立场，仅仅根据当事人的辩论做出判决，而不立足于案件是非曲直处理纠纷，在很多情况下往往难以公正、有效地解决争议，无法实现诉讼制度设置的目的。当事人未能正确、充分陈述其主张便可能导致自身的败诉，这就影响了案件的实质公正性。并进而提出，诉讼活动既不是完全由当事人起主导作用，也不完全由法官控制，而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促进的作业，法官和当事人成为诉讼活动的作业共同体。[29]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其一，就搜集信息和证据而言，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为了支持其主张，必然会尽其所能的搜集相应的信息和证据用来说服法官，冲突双方的这些信息和证据汇集在一起，就有了将法律认定的“过去”与事实发生的“过去”无限贴近的可能；从法官的角度来看，他只需要将冲突双方提供的信息和证据进行甄别即可，若主动搜集信息和证据，则可能对某一方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法官主动搜集证据也会挫伤冲突双方的积极性，反而对还原事实真相有害而无利。其二，就职责而言，法官的职责应该是居中解决纠纷，是程序中的裁判者，[30]而并非当事人，因此，让法官和当事人“成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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