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家—政府控制风险能力的匮乏；（5）当代的风险概念关涉知识（knowledge）和不意识/没有知识（unawareness/non-knowledge）的某种特殊的综合；（6）新的风险类型可能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7）日常的认识遮蔽了危险的传播和活动，因此知识和风险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差距；（8）风险社会的概念消除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8]风险社会中有害技术的无处不在、科学研究的缺陷以及没有能够找到有效控制的制度性控制手段，整个社会因为技术的威胁而惶恐不安。
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已经居于“准主体”的地位。那么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有何表现？根据贝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普及性
在风险社会中，原本特定的人、时、地的风险，在科技的高度专业化与分化的情况下，已经跨越了特定人、时、地的界限而成为普及性甚至全球性影响的风险。如一个工厂发生事故，该事故所能影响到的人，只是在该工厂从事工作的人。但是，当今的高科技和生态的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每个人都会受到波及，并没有职业、阶级、种族之分，且在时间上也没有界限，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和全面扩散，彻底突破特定时间、地点、人物的限制。高科技风险的特质使得风险影响所及带有全球性、普及性。另外经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也在另一方面成就了风险的全球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疯牛病的例子。当英国的牛肉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只有当地的人民才有吃牛肉中毒的可能，但是因为全世界的肉品市场是流通的，所以有可能中国的居民也会因吃牛肉而中毒，所以吃牛肉中毒的风险因食品市场的全球化而全球化。所以，现代风险有普遍性的性质，其影响广及各地的人，只要是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皆是现代风险的可能受害者。
2、风险的人为性
在工业社会，可以明确地分清风险制造者和受害者，风险更多的来自于自然界。但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往往难以区分，风险的制造者往往是人本身。贝克用“回力棒效应”来比喻这种现象。回力棒由澳洲的土著猎人发明，可以射出去打到天空的猎物后再飞回来。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制造者最终将成为风险的受害者。现代风险的制造者，实质上是人自身。人对自然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人制造了高科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而这些人造物往往又摆脱了人的控制，将其风险后果又还给了人。
3、风险的知识依赖性
当今社会的风险是以毒素或放射性形式存在，人通过肉体感官根本无从感知它的存在。“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相关的后果影响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者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的。”[9] 所以，当今社会的风险具有很高的知识依赖性质，只有依赖于知识、凭借知识的传播、教导，才能被人们认识到。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直接以感官来体会高科技存在的风险，惟有当人们拥有该方面的知识，才能了解他的风险性。
4、风险的日常性
风险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从逃避，因此，贝克认为，风险是现代人的宿命。[10]
5、风险的不可预测性[11]
当今社会的风险来自于对现代科技的应用。科技的不断革新，也代表着风险不断增加与改变，要随时预测新科技可能带来的影响，掌握其可能的风险影响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再加上现代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常常有迟延效应和混合出现的可能，更增加寻找原因和鉴定上的困难。不仅现代风险随着科技的不断革新而难以确认风险，连风险发生的结果影响，也是难以预测的。
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代替了财富生产和积累的逻辑作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用贝克的话说，就是“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理由有五：第一，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因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第二，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包括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以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三，虽然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但它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随着对工业社会自身释放的风险的经济发掘，工业社会产生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政治可能性；第四，在阶级和阶层地位上，存在决定意识，但在风险地位上，意识决定存在，知识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必须在一种有关风险知识的起源和扩散的社会学理论中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五，从社会学理论认识的风险，包含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12]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步的乐观主义遮蔽了风险生产的事实，而“对风险的否认就是风险生产所需的最好的土壤。其结果必然是使全球性风险增大到最大限度的格局。”在第二阶段，“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因此进步意识原则上已经被打破。”科学的发现、界定和解决风险的过程必然是制造新的风险或者使老的风险剧烈化的过程。这样，单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看，风险社会正在科学的自我循环中被催生、扩大。而且，与工业社会早期及工具合理性所设想的可控制的、可计算的风险相比，这些由核工业、化学工业、生态破坏以及转基因生产所造成的风险具有了自己的新的特点，日益地处于失控状态：超出了时空限制，是全球化的和代际传递的；不再可根据现成的因果规则、谴责和责任追究规则进行说明和计算；因此，这些风险的后果就是不可弥补的，也不可通过在简单现代化阶段建立起来的保险制度来防范。这正是理性化的人类的生存处境的最大悖谬之处。
风险社会还具有两种不同的未来图景。一方面，人们对技术进步的长处的疑虑越来越多，公众也认识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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