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6个、平安者信息96718个、伤员信息113122个。soso寻人所利用的正是人肉搜索技术。

“人肉搜索”存废之争的背后隐含着信息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衡量。个人隐私并不具有天生的优越性。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对传统隐私权理论批判道，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伪善、口号、情绪和松散的思维。[19]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经济学将作为隐私的秘密信息作为一项产权的标的。隐私的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会出现蒙人（misrepresentation）造成的一些利用被利用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隐瞒自己的收入、前途、观点以及其他，为的是操纵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20]“隐私”（privacy）与“窥私”（prying）可以被视为两个经济产品，就像经济学上通常对萝卜和啤酒的看法一样，我们可以将“隐私”和“窥私”视为纯粹的消费品。并且将两者作为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而非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s），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手段，“隐私”负担效用最大化的使命。[21]法经济学派认为，信息流通是社会知识和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之一，丰裕繁荣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之上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对自己有利并可能对社会也由利的决策，而以牺牲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累积为代价过度的保护隐私，将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和遏制社会知识创新的不良后果。
二、“暴民”是怎样炼成的——网络暴力的罪与罚
“人肉搜索”彰显出免费、自愿、共享的网络社会核心价值，构建了一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信息共产主义”，这本来可以造就一个信息乌托邦。“人肉搜索”在造就“维基百科”、“百度知道”等建设性力量的同时，也开出了“网络追杀令”这朵“恶之花”。为什么我们播下龙种，收获的总是跳蚤？有学者坚决否定“人肉搜索”，但究其实质，其反对的不是“人肉搜索”而是网络暴力。[22]“人肉搜索”只是实施犯罪的工具，而工具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工具本身是不应受到惩罚。问题不在于互联网络和“人肉搜索”，而在于人性的幽暗。“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社会的民众群体行为。为什么实际生活中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在网络世界里转眼变身成为“暴民”，作出挑战现实生活道德底线的“暴行”来？“网民暴民化”的成因，谋杀隐私的幕后推手，乃是网络社会人群的大众心理。大众心理有三大“原罪”：

其一，群体非理性

作为个体，无论其如何聪明绝顶，一旦融入到集体群众之中，其智商、情商及道德水准，无不马上降低为最低水准。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23]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性和思想全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24]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在特定事件群众集结、情感亢奋的场景中，个人思想感情必定弱化乃至泯灭，会不自觉地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勒庞指出，“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他们“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可以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25]

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在导致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同时，更强化了群体非理性的巨大弊端。大众传媒的高度普及，利用复制手段可以把国民都变成为“隐形的大众”。它不仅使不成熟的人都成为顺从者，而且损害人的语言能力，使人的表达能力变得粗鲁和贫乏。传媒把“事件”乃至整个“世界”提供给大众，大众面对的是非实在的幻影，事件成了复制的商品，视听者失去个人的空间，也会放弃亲身经验的机会。[26]诚如学者所言，信息和印象的瞬间性传播，容易滋生出人类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的幻觉。信息技术的进步可能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具有依附性，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趋同性和一致性。空间距离重要性的降低，及时性和自发性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个人由此失去了其内在性和反思，这在相当程度上会使得个人服从于对于个人态度所进行的“模式化”进程。[27]无独有偶，美国学者也指出，新兴传播科技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互联网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和客制化（customization）特色，它不但将导致整个社会欠缺对话和讨论的结果，还可能会让人们偏执地沉溺于迎合自己喜好的论述和观点，懒于思索形成新的想法或观念，这种现象对于民主社会的未来不是好事。究其原因，在于原先民主社会所仰赖的通过充分对话和讨论，针对公共议题进行充分辩论的机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遭到遗弃，人们逐渐失去“互相说服和纠错”的机会。这种沟通交往模式会进一步强化自己未能察觉的偏见，集体形成极端的立场，从而产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和对立出现。[28]

其二，群体无道德

勒庞认为群体是最缺乏道德感的。因为个体在融入群体之后，个人责任感和道德感便趋于消失。群体中的个人不会把行为责任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他们不再有个人，只有群体。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在网络上人们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在网络上活动的是人的虚拟身份，并不是真实身份，这种匿名性更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向大众卸责。这样，群体一旦实施暴行就更加肆无忌惮、淋漓尽致。[29]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基于高尚名义的道德愤慨，一旦群众情绪被刺激起来，大众心理在不断的相互暗示、自我催眠中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偏执和凶暴。群体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自以为真理在手，不容当事人分辨和表白，在运动中享受道义和施暴的双重快感，从而转变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多数人的暴政”。

在大众心理支配之下的网络民众往往借助公共话语对私人领域逐步侵夺。隐藏在高尚的名义之后，隐藏着不为人道的心理驱动力：一是窥私的欲望。好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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