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人皆有之。猎奇与窥私也是人类基于天性的行为，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施沃兹曾写道：“假如你能告诉我有谁从来不曾偷听，我必能告诉你此人在听力方面必定有严重的毛病。”[30]人性中的矛盾决定了对隐私的侵犯是不可避免的。二是施虐倾向。施虐倾向是希望使别人受磨难，或看别人受磨难。磨难也可能是肉体上的，但多数是精神上的折磨。其目的是主动伤害、羞辱他们，让他们难堪，要看他们狼狈不堪的窘相。[31]

其三，群体成瘾性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大众的快感体验像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一个“人肉搜索”的焦点话题结束之后，大众会不断的寻找下一个“敌人”，寻找新的兴奋点。[32]一如罗素指出：“集体兴奋是一种绝好的麻醉，期间理智、人道主义、甚至自我保存很容易被遗忘；期间残忍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种麻醉和其他的麻醉一样，它的快感一旦被体验到，是很难抗拒的，但它后来会导致漠然和厌倦，若要再生产以前的热情，那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33]

网络暴民、网络暴力乃至发展为网络社会对个人隐私的极权主义暴政，按照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乃是源自个体终极意义上的孤立与孤独。现代社会进一步趋向整体化，公共权力、大众传媒、科学技术、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整体主义势力，在经济、技术、文化、审美、个人生活各个领域，整体主义渗透一切，共同扼杀生活的丰富性和个人自决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生产，不断制造虚假需求，满足人们的文化心理，消解了人们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批判性，将之塑造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主体性丧失，千人一面，人人吃一样的食品，住一样的房子，看一样的电视节目，直至最终以一样的方式思考……这种高度格式化、标准化、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工具理性统治之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整体压迫个人，整体取代个人，个人处于价值虚无、意义匮乏、孤独无助、失落自我的痛苦之中。长期以来，现实中的市民缺乏社会公共空间的熏陶，社会交流的阻滞使得市民始终是“市民”，还没有成长为“公民”。大众的本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盘散沙，其成分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孤独无助，缺少正常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特定的、有限的、可达到的目标。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人都要自由，然而现代人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而是逃避自由。现代社会打破了原来的束缚,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使得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孤独和焦虑，为了克服孤独,人不得不逃避自由。逃避自由的主要机制就是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如其所言，“我们的许多决定并非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建议的结果。我们成功地说服自己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而事实上，由于惧怕孤立，害怕对我们的生命、自由及舒适的更直接威胁，我们与别人的期望要求保持一致。”[34]

消除网络暴力的解决之道不是禁止“人肉搜索”，而是在于在网络社会构建一个理性、多元、具有沟通性和辩论性的公共空间。《人肉搜索公约》显示出网络社会理性的光辉和自律的可能性。根据《信息时报》1月7日报道，近日，有网友自发组织制订了《人肉搜索公约》，以此规范网络道德，加深大众对“人肉搜索”的正确理解，推动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35]但仅仅依赖道德自律目前来看显然杯水车薪，收效甚微。笔者认为，不妨考虑在特定涉私范围内实施有限的网络实名制。2008年韩国女星崔真实因为受网络谣言困扰而寻短，韩国政府担心艺人相继寻短会引发自杀潮，所以针对崔真实被网络谣言困扰而寻短事件，目前正积极着手制订“崔真实法”，启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该制度是指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但暂时只适用于韩国日用户超过20万的网络媒体和30万的门户网站、视频网站。这促使韩国成为最早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之一。[36]

网络实名制使得个体从群体中“隔离”出来，能够时时意识到自我存在，强化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人应当具备充分的自足性，即作为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和自由行为主体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个别的、独特的存在，因此多样性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互联网空间只有允许多元的价值观和意见，平等的交流和辩论，才能使得个体摆脱群体非理性迷狂的依附，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实名制不会妨害言论自由，通过明确个体的真实身份反而有助于言论自由和发现真理。须知，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只有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获得自由才是永久的。[37]

网络实名制有助于强化个体的道德责任，避免发生向群体逃逸的卸责现象。尤其中国文化的道德约束是典型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r.benedict）针对东方提出所谓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外部的制裁以达致善行，罪感文化中，罪是一种内化的信念，羞耻感是对他人评价的一种反应，它需要有观众或至少想象有观众存在，而罪则不然。[38]在耻感文化的机制下，对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不是依靠宗教和法律，而是依赖于人的羞耻感和公共的舆论和目光。在匿名的情形下，网民可能胆大包天，无所不为，在实名的情形下，个人的羞耻心和责任感会逐步占据优势，对人格的基本尊重将会在成为网络社会和真实生活的普适性规则。

注释:
[1] 参见（美）玛格丽特•安•艾尔文：《信息社会的隐私权保护》，陈雪娇、王继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40页。
[2] michael roomkin, “the death of privacy?”, 52 stanford law review 1461 (1999—2000).
[3] “人肉搜索”一词最早来源于小说《鬼吹灯》，该小说里介绍一种机关枪叫“芝加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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