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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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要素，在进行一项重大决策前，一般都要通过政治社会团体了解该团体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反映;在一项政策实施后，党和政府也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团体来密切关注政策的实施效果。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团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表达、协调、综合公众意愿的作用。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还远不成熟，表现为多数政治社会团体尚缺乏充足的代表性，未能充分获得成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因而不能有效地把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意志。多数团体的成员虽身在团体之中，但对团体目标和活动不感兴趣，缺乏内在的、深刻的认同感，难以真正在心理上形成对社团的强烈归属意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的章程几十年不变，人员结构老化，缺乏高素质创新人才，工作制度僵化，管理水平较低，因而不能根据政治形势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来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对社会生活缺乏应变能力。这样，政治社会团体就无法实现应有的功能之一—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自身的优越性也就得不到充分体现。特别是这些团体大都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充分发挥其功用，主要是因为“对于意见整合和决策者来说，他们所表达的意见固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压力’，但他们本身不以施加压力为主要目的。”组织在理论上应该具有输人和输出的两种功能，不仅表达和综合民众的意愿，以利于政府形成合民意的政策，而且通过政策执行发现民众对政策的看法，再反馈给决策者，形成政策制订与执行的良性循环。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致，理论上的完美变成了一种幻想:“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又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它们更多发挥的是在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信息、反映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内化为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其团体表达功能非常微弱。这种组织结构的一体性和性质的单一性致使我国组织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尚未达到最理想效能。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利益代表组织的发展起步晚，还很不成熟，很多组织实际上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特性，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这就造成了公民在政策参与中陷人了多重困境。事实上，公民政策参与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自身诉求，并且对部门利益和单位小团体利益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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