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热”分析与“国学”时代功能兼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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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国学热”与“国学”
只要稍稍关注文化社会新闻的人，就不难发现，“国学”是近二十年来在报刊、网络、电视、电台等各种媒体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人们争论谁可以算是“国学大师”，谁不是，人们讨论“国学天才”没有被复旦大学录取等。人们不但可以发现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给老总开国学进修班，富二代接班教育中也有国学的课程，甚至可以看到原来重庆的缙云观的李一道长也开办了国学院。这些人说的“国学”是指同一个概念吗?如果是，那么他们所指怎么会是如此的不同?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呢?今天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去从事国学研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孔子及儒学在漫长的帝制时代的演变与影响，必须了解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演进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对孔子与儒学的时代境遇作出适切的衡定。
中外文化史都可以证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是丰富、发展各自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交流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四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亚欧大陆极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公元前后，印度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输入中国，从一般的庶民生活到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乃至国家意识形态，佛教都产生了绝大的影响力。但在中唐时代，士大夫中已经出现中国固有文化意识的醒觉，要求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承的道统来取代佛教的祖统。经过长达几百年的新儒学运动，中国主流思想开始被所谓的宋明新儒学所控制，朱学被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形态。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又开始大规模接纳西方现代文化，源自西方的科技、工商文明、制度文明及价值观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在仿制利器的国防现代化带动的建立现代物质文明的阶段，由于它与中国固有文明的互补性，所以没有出现“国学”的概念，相反，“以中国伦常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几乎是当时对于中外形势有点了解的士大夫的共同见解。甲午一役惊醒了中国人四千年的迷梦(梁启超语)，改制运动风起云涌，与制度创新相伴的是西方启蒙运动时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大量引进，极大地挑战了儒学作为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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