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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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引发人们对生存其间的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予以深度思考。邓指出，中国进入世界结构后，遭受着世界结构的双重强制：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为中国在制度上强设了一个“现实的未来”；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为中国在话语论说上强设了一个“虚拟的未来”。这种双重强制不仅意味着自生自发的试错方式在当下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还意味着中国在这种世界结构中不能只根据一己的视角来审视所谓“中国”的问题。因此，现代法哲学的使命就是思考中国究竟根据什么去反思和批判当下的世界结构?或者说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根据什么来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西方的经验抑或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现实?正如邓自己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写作的本意并不在于“理想图景”本身，而在于开放出各种话题。不过，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也给出了基本答案，那就是他主张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其个性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其核心在于根据关系型视角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建进程。来源：Www.Ybask.Com 。
邓的观点遭到了学者们的强烈质疑，《政法论坛》和《现代法学》还为此开辟了讨论专栏。邓所致力的显然不是技术与方法的问题，而是世界观重构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引发我们继续思考：如果世界观未得根本的反思与改造，一切法治的构想与设计是否都是南辕北辙，都将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法学世界观赖以反思与改造的“理想图景”又是什么呢?抑或，这是一个可以言说的真问题么?
张明新直接指出，中国的法治已经选择了以学习西方为主的“立法”中心战略，虽然必须对我国现行的以借鉴、移植西方制度为特征，以法律制度建构为中心的法治发展战略进行反思，但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与社会演进型法治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只要这一事实继续存在，现行法治战略就是别无选择的一个选择。⑧有学者还指出，如果我们固守自己的法律传统，就不可能实现法制现代化；而且中国法制是否实现现代化，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因为资本与文化的冲击并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生。当我们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以适应世界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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