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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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棋王》），还是创伤性记忆（《黑骏马》、《蹉跎岁月》），或者是文化（《老井》、《爸爸爸》），都是厚重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个人经验的真切性使得这种历史叙事具有无可争议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到了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代人，这些记忆难以有个人经验的优先性，他们无法回到历史中去，只能依赖语言、现代主义的小说观念和对人性的极度表现。王朔、刘震云、李锐、刘恒与先锋派那些批判作家略有不同，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当代史，文革、知青或者工人，他们还有故事，自己个人的经验可以把历史变迁建构起一种历史，他们抓得住一些事实和脉络。故而他们的写作被称为“新写实”或者王朔式的嘲弄现实。
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派那批作家是最为奇特的一批人，他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借助现代主义的强大世风，几乎是突然间逃离了文革的历史和当时的改革现实。但是他们的逃离是不得不逃离，他们本来就没有历史，本来就不在历史中。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历史/现实，却又无法进入，他们本来就在外面，他们的逃离从来就在外面，是在远处的逃离。归来的右派、知青群体都是从他们切身的集体经验去反思历史，先锋派无法从个人的直接经验中去获得建构历史叙事的动力，只有从观念上、从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去寻求立足点，历史在叙述形式的穿越下，意外地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后来的《活着》都写到文革历史，前者依靠暴力想象，后者则是开始领悟历史叙事，把历史与个人的命运建立起关联逻辑。二十多年后，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苏童的《河岸》又重写历史，这是后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年轻一代的先锋派小说家，远离历史与现实，以形式主义实验来叙述他们并不真切的历史，与经典历史叙事构成强烈对立，这就开启了重写历史的风气，他们无意中又一次引领了时代的风尚。确实，经历了知青那代人和先锋派这代人对历史的重写，当代历史叙事确实获得了新的美学蕴意。
但不管如何，对历史的重写与反思至此，汉语小说的历史叙事既然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在重写这一维度上，汉语小说恐怕也不会有更大的变异。汉语小说既有自己在历史叙事一脉上的经验，又不再囿于此，这显然是二十一世纪初寻求变革的汉语小说要面对的挑战。
四、 逃离：文本修辞暗示的路径
其实，我们去仔细分析文本则不难发现，新世纪有不少成熟老到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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