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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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下，文学如何建立起统一体。随后发生的驱逐是一个接着一个，胡风被驱逐出革命文艺队伍，那被认为是一个（一代）文艺家的噩梦。再如右派一代的中国作家群，文革后被称之为“归来一代”，那是一个群体，终于他们又回来了，回到了共同的旗帜下。他们的总体感觉是终于又回到革命集体，劫后余生无论如何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分享辛酸的喜悦需要集体认同。在精神压力依然强大的时代，需要聚在一起才有热量，才有抵御压力的能量。王蒙的《海的梦》就清晰地表达那种重归集体的“意识流”。在所有的青春被废弃掉后，归来的右派担忧的依然是被抛弃的命运可能会重演，只有急切表达全身心融入集体，才能让心里踏实，让组织信任。
在1980年代后期及至199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重写历史的过程，这种历史反思无疑是必要的。当代小说重新去辨析二十世纪已经建构起来的那些经典叙事，很显然，因为对“真实”的辨析，它的思维方式本身还是依托于历史客观性，期待重建历史叙事。在这一集体的历史行动中，出现了不少相当过硬的作品。
在1990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期，莫言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无疑达到极致，他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的三部曲，写尽了中国现代的暴力、动荡和民族痛楚。对于莫言来说，他不断地寻求历史叙事的变异，不过，他还是在历史叙事的框架里运作，他还是要依赖历史编年体。他的主观性放纵的叙述也无法完全从历史给定的编年框架中突围出来，他还是抹不去那些历史大事件的厚重阴影。对于莫言来说，二十世纪对于他意味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要书写它，要写出它内在的困苦、绝望和不屈的变异。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先锋派那批人是以一种“逃离”的姿势在写作，在1980年代后期，这代作家正值青春年少，他们以其无历史的记忆来书写逃离文革记忆的历史叙事。新时期的主流是反思文革，伤痕文学开启反思，改革文学把文革的灾难现实化了，它让现实具有了文革的劫后废墟的特征，“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知青一代再次叙述这代人的文革记忆，不管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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