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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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在现代性中开辟出的另一现代倾向。由此出现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的区分，前者虽然说也不能脱离后者为根基，但却是要在后者的基地上撕裂开一个口子脱序而去。
伯林的意思虽然未最后道明，但他如此强调浪漫主义的批判性思想和情感表达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是说，整个浪漫主义之后的人类情感表达方式都受到此种思潮的影响。这一观点显然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很有帮助。也就是说，西方自十八世纪进入现代以来，审美的现代性在反启蒙理性的思想驱动下，建立起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形成了浪漫主义式的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去理解中国现代以及当代的文学艺术走过的历程至关重要，如果说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是在浪漫主义根基上生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就要追问，我们的现代文学艺术是否也有一场影响如此深远广泛的浪漫主义运动？如果没有，那么，也要追问何以我们没有形成这样的运动？没有形成这样的运动，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要去回答更为原初的问题：审美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适性？作为多元论者的伯林颇为欣赏赫尔德关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观点。赫尔德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对比的文化。属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这些摸不着又剪不断的纽带，同它的成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和饮食、安全、生儿育女一样自然的需要。一个民族能够理解和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只能是因为它了解它自身的制度对它有多大的意义。既然文学艺术必然要深植于民族的内心生活，必然要与它的独特语言和文化习惯联系在一起，那么各自都有其独特性，可能难以用普适性的标准将其放在一起比个高下。
如果从浪漫主义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小说不管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还是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可以看到回到内心去发掘个人自我情感的共同特征。这倒是从另一侧面证实了伯林所说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十八世纪以后、直至今天的西方认识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依然回到西方关于“逃离”的文学经验中去，以求能深化对此一问题的认识。
“逃离”本来是向外部世界出发，离开某个自己原来的处所；但在小说叙事中，逃离在向外部世界移动和活动的过程中，却总是更深地回到个人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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