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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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更彻底地把内心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复杂性表达出来。一个本来要向外的运动，却更深地回到内心。这就需要在最大张力的结构中来理解西方的小说与个人情感和内心生活的关系。
尽管门罗的小说出版于二十一世纪初，现代小说在艺术上的前卫性已经让位于更富有传统的艺术笔法，但我们回首西方当年实验小说或后现代小说如火如荼的年月，又是在做何种“逃离”？孙悟空再厉害，也没有“逃离”如来的掌心吧？浪漫主义或许就是这样的掌心。
事实上，对浪漫主义如此强大的根基的逃离，也构成了现代以来西方小说对自身挑战的不懈动力。本文无法去梳理西方现代文学史如此漫长的谱系，仅只就典型作品做简要分析，尝试看看这样的“逃离”如何激发西方小说的内在变异。
就从文学史的习惯说法来看，浪漫主义之后是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说法，是把浪漫主义处理为一个阶段性的文学艺术现象。现实主义此后被作为文学中的常态来肯定，似乎它是直接而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基本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企图替代和改变浪漫主义，有一个定语“批判”。这种批判并不只是针对现实，也是针对浪漫主义。作为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严重忽略了急剧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不管是高速出现的物质文明，还是累积的严重社会矛盾。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不满，要直接面对现实，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浪漫主义回到内心生活的那种叙述无法回应资本主义现实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1958年，美国实验小说的干将约翰·巴思(Barth, John，1930－，) 发表《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巴思在马里兰州的剑桥一带长大成人，其大部分作品亦描写此地的生活。二十八岁那年，巴思出版《路的尽头》，小说写了贾各勃·霍纳和伦尼以及乔·摩根三人之间的十分荒诞的人生冲突。很显然，巴思把这个关于友情和爱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的本质与背叛的悲喜剧，也是关于思想与通奸的滑稽剧。霍纳其实一直想逃离生活，逃离生活正常的轨迹，但他却没有方向，也没有动机，他最后还是要逃离，他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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