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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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收集整理的中文译文,1981年发表在上海的《外国文学报道》。巴思在《填补的文学》中认为他十三年前说的小说艺术形式的枯竭被人误解,他所说的“枯竭”本意是“高雅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美学的枯竭”,而并非“叙述可能性的枯竭”,他现在则认为“文学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他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意大利的卡尔维诺等人那里,看到填补的希望。但是,经历过形式主义、存在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的“挪用”,北美当代小说还是在门罗这样的很单纯地回到西方传统的心理描写经验的小说中获得肯定。美国当代小说也是历经曲曲折折,包含对自身的怀疑和挑战,终究又回到自身最熟悉的艺术经验中,更为坚实地踏在浪漫主义的根基上,并“逃离”进人的内心深处,文学的高妙、神奇才能熠熠闪光。 三、 逃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故事 “逃离”是否可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也构成一个故事? 显然,“逃离”在中国当代乃至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都不是一个主导故事,甚至连边缘的故事都构不成。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就是努力克服了“逃离”的倾向,并且逐步清除了“逃离”的可能性,从而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建构起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美学规范的文学。在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中,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值得肯定的创作方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作家及作品才能获得肯定性的价值,才能被叙述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要用“逃离”来检视中国现代那些举足轻重的作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视角,因为逃离不是其主导姿态,而聚集是大势所趋。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个逐步聚集的文学,就是从无数同仁社团聚集到革命旗帜下的文学。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本修辞性读法,从鲁迅、郁达夫、茅盾、巴金、沈从文、张爱玲、路翎、胡风……这些作家那里,读出一个“逃离”的蛛丝马迹的谱系,但这显然也要花费太多的论证周折,本文无法做这样的尝试。本文也不想去论证自从19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开始建构民族国家的叙事,直至新中国成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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