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真正诉求、案件起因、诉讼前的状况、案情发展等等。无论如何，纵观这一部分档案，基本上展现了清代中后期北方的立继案件和州县的处理态度，可作为研究清代立继的核心材料。
需说明的是，从档案阅读的总体感受来看，这些档案并非宝坻县从道光至宣统年间的全部立继案件。第184卷第70号以后的散件，已经说明还有遗失的档案。另外，虽然档案包含了道咸同光宣五朝年号，但其中有年代跨越较大的情况，如光绪朝共34年，但立继案件仅10件左右，[1]平均3年才一件，这不符合常理。因此，从宝坻档中固然能了解清代立继纠纷的概貌，但远远谈不上全貌，更不能贸然将其作为统计数据的基础。幸而我们仅满足于说明一些情况，而不以复原历史全貌为目的。否则，将所有现存的清代州县档案加起来，或许也不能达到目的。更完整的研究，尚需来日。
若就现有的宝坻档来看，按照继嗣关系的发展顺序为标准，可将日常的继嗣纠纷分为三大类。第一阶段是确认继子的阶段，这一阶段里，纠纷主要集中在争继问题上，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第二阶段是继嗣关系已经确立的阶段，纠纷主要反映为继父母与继子之间的权责纷争。第三阶段是继嗣关系的结束阶段，相应引发退继案件。
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能够粗略地说明继嗣关系中的主要纠纷。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分类，有利于解释各阶段中适用的主要规则。当然，历史面貌往往是整体的、连续的和动态的，一旦进行分类，就有截断或切割的嫌疑。不过，只要注意不过分诠释，以忠实于档案的态度，适当分类还是必要的。
二、争继纠纷与“序立”规则
争继案件一般发生在继嗣关系确立之初。从清代国法的态度看，立继有正常和非正常的区分。正常的立继，是指己身无子，在同房或同族中确立一位下辈男性作为亲子。非正常的立继，则指在同族之外选立继子，可能涉及的人有：同姓不宗者、异姓养子、赘婿等。由于他们的名分不正，清代法律要么有所限制，如异姓养子；要么予以禁止。所以，此类立继更易引起纠葛。反之，法律和习俗均允许正常的立继。但由于同族之人意欲染指财产，纠葛也在所难免。以往的研究，对于正常和非正常的立继都已深入，这里毋须多论。仅先阐述其一般的原则。
清代正常的立继，以“序立”和“爱继”为两大原则。此所谓“立继之道，非序则爱”{13}（p．601）。“爱继”在明代已受官方的认可，明代《问刑条例》规定：“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依此条例，在明代司法中，“爱继”已得到官府的支持。明代某按察司的批语写道：“议继以亲、以爱、以序，皆情法不可易者。”{14}（p．209）到清代，《大清律例》延续了明代《问刑条例》的规定，“爱继”在民间已是普遍现象。由于国法确认了“爱继”的合法性，虽然有“序立”规则，但只要立继人喜爱，其他族人尽管争继，却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如于开文控于广印一案。
于景元的堂侄于开平，有两个儿子，长子大印，次子广印。而于景元有亲侄于开文。于景元死后，遗孀于陈氏舍亲侄于开文不立，而立于开平次子广印为嗣孙。于是两家成讼。据于开平回忆，于开文在争继案中一败涂地：“于开文等争继控案，当蒙魏老太爷讯明，于开文等拦丧阻继属实，准身婶母于陈氏择贤择爱，过身次子为孙，当堂写立继单，硃标赏发，收执为凭，有卷可稽。”[2]显然，这是一起远房堂侄因“爱继”而越过胞侄的例子。
“爱继”的发展可能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序立”严格限制“爱继”的时期。这从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解释条例时可看出端倪：“此别立嗣子之例，或贤或爱皆可。然必嗣子果有忤逆，不得于亲则然。”这说明，曾有一段时期，若某人无子，须先按“序立”的规则立继，惟当继子确有忤逆情节时，才能另立贤、爱。第二阶段，是“爱继”突破“序立”的时期。例文虽对“爱继”限制较严，但毕竟从国法上认可了“爱继”，这为民间直接采用“爱继”提供了藉口。例文虽未改动，而父母已不再先“序立”，等继子不得于心时，再去“立爱”。而是先将喜爱之人立为嗣子，免了其中麻烦。官府对此也听之任之，不再计较“序立”和“爱继”的先后次序，以至于“爱继”反过来凌驾于“序立”之上。
但这并不是说，“序立”不再有适用之处。按清人的说法：“王道本乎人情，序立、爱立，经权互相为用者也。”{13}（p．173）实际上，“爱继”仅适用于父母在世的情况。父母死后，如果他们生前没有明确表示爱憎，族众和官府在选立继子时，仍以“序立”为原则。所谓“序立”，其大原则是按照服制的亲疏，由近及远地在诸侄中选立继子。一般来说，亲兄弟的儿子即胞侄是第一顺位，有胞侄可以立继时，堂侄、从堂侄、族侄等无从置喙。没有胞侄，再以次择立。这在《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的条例中表达为：“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
“序立”的原则说起来简单，一旦遇到生活中的变例，问题就复杂起来。比如，既然例文规定由“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则例文所谓的“同父周亲”以及“大功、小功、缌麻”等亲属，俱应指侄辈亲属。但如果胞侄已亡，留有侄孙。侄孙的服制是小功，与堂侄的服制相同。按照例文，似乎应先立堂侄。而实际上，侄孙乃同房亲支，立继人更愿意立侄孙为嗣孙。舍堂侄而立侄孙，情理上未尝不可，但堂侄若要争执，在国法上则无从考究。从已见的清代立继文书看，立侄孙为嗣孙是很平常的。这说明，国法与民间立继无法一一照应。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律例是一种刑法，它规定的是违犯大原则的事情。相对于民间秩序而言，律例规定是粗线条的。民间立继不能完全依赖粗疏的例文。例文没有规定的，只能靠规则和共识来处理。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在国法之外实际有效的规则。
“序立”的大原则既如上述，至于“爱继”，因为是以父母的欢心或意愿为原则，如果硬要说存在着某种规则，那这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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