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才商定族人在遗产中应得的份额。只有孙茂德案中，田地是预先就送上的。但该份呈词只用“义送”两个字轻轻带过，显然，这里的“义”字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正当性。
为此，需要观察那些并不是在官司后，而是在官司前就已经按照这一规则决定了族人应得份额的案件。其中，“杨德谦控杨德发阻挠过嗣理论互殴”一案尤值介绍。杨德谦年已70，急欲立继，并有人选。但堂弟却从中阻挠。杨德谦因此赴县控告。呈状日：
切身年迈无子，烦请亲谊说合，应过三门堂弟杨德实次子杨松承嗣。有身嫡堂弟杨德发应允。令身将所种流沙洼地一段七亩、胡家地一段四亩、房身地二亩、老坟前地二亩半，共地十五亩半给伊，伊便出名画押。身信以为真，是以允给。不意伊将此十五亩半地诓去岔种，并不出名画押，反串通族中人等，搅闹拦阻，致身不能过嗣。伊又无子可过。[9]
该案只有一件呈状，但这个呈状却为我们透露了一些在县批或判词中看不到的信息。杨德谦要过继一个隔房侄子，堂弟居然能“令”他拨出田地15亩半，而他居然也拨出了！从类似案件看，这种拨出的田地是不会收回的。实际上，杨德谦也不是为收回田地而呈控，而是因为拨出田地后，堂弟仍然不肯“出名画押”。也就是说，杨德谦承认，如果嫡堂弟愿意出名画押，则那些田地是堂弟应得的。
在已经公布的各种清代立嗣文书中，我们对亲房在继书中的画押已经耳熟能详。以前关于立嗣的研究，认为亲族画押仅具见证作用，并不涉及大量的财产问题。如林耀华先生描述的民国时期福建立继书：“立嗣书必择定黄道吉日，由嗣父（或其家人）敦请族长、本房房长、支长及近亲等来作在见，设筵款待。请外戚时，则以嗣子的娘舅（母亲的兄弟）或舅公（祖母的兄弟）为最得力”{17}（p．77）。从这种描述看，族房长、亲族人等出席仅仅是为了“在见”，最多只是领取一点作为见证的手续费。但宝坻档向我们揭示的是，或许族房长、外戚等人仅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但亲支近房的参与，却不仅仅是为了见证，而是意味着转让了某种本属于自己的权利，拨给他们一部分家产，含有赎买他们的权利的意味。因此，立继中至少存在着这样两项我们忽略的规则：
1．必须有族众，至少必须有近房、族房长画押，立继才能成立。
这至少在顺天府一带，或者清代北方，是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一规则在南方省份也是常见的。徐士林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张眉凭族房人等“序立”哥哥张言万次子永彪为嗣。去世前立遗嘱交产。我们知道，清代的遗嘱大多是因为没有亲生子，需要立遗嘱将家产交给继子，同时，也处理其他一些财产关系。张眉的遗嘱，就涉及到要将部分财产分拨亲女。“讵知大拂言万之欲，且亦甚非含万之心，遗嘱内托故不押”{13}（p．163）。其后，张言万、张含万即以未曾出名画押为由，侵吞遗产，直至成讼，才由官府主张遗嘱有效。由此可见，直到清代，仅仅有立继人的意愿，没有亲房的承认，继嗣关系仍不能算完全成立。按今天的话说，如果没有亲房同意，继嗣关系就是无效或效力待定的。
2．近房出名画押时，如果要求拨给一定份额的田地或银两，立继人必须拨给。反过来，立继人如果按照要求拨给了足够的田地，亲房或族众也必须出名画押。
在“杨德谦控杨德发”案中，15亩半田地不是小数目，而杨德发却并未满足。杨德发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他是“嫡堂弟”。“嫡堂弟”的身份意味着他是杨德谦的近房。而所要过继的嗣子乃“三门堂弟”，显然是远房族侄。杨德发正是依据“近房”的身份要求拨给田地，而杨德谦也无异议。杨德谦如果不拨田地，就是他违犯了规则。但是，拿了田地仍不画押，同样意味着违反了规则。正因为杨德发没有按规则办事，才使杨德谦走上了寻求国家权力介入的道路。这个案件没有下文，但从杨德发拿到的田地数目看，他已不能不出名画押。他一旦画押，杨德谦也就没必要再告，更谈不上要回拨出的田产，案子就算了结了。
不仅宝坻档中的亲族在画押时可以分得部分家产，其他材料中显示，南方一些省份如安徽省也如此。《徐公谳词》中“黄香等争继逐继案”记载：“黄乐俊，阿查从堂叔也。议继未协，理应善为调处，以靖家难。且阿查恤其孤贫，批给田一石八斗，不可谓非寡嫂之厚谊矣。”{13}（p．174）由于不清楚阿查的家产总额，我们不知道黄乐俊得到的一石八斗田在家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但这个案件中，官府判给两个女婿的田各为二石，一个从小由阿查抚养的同居外甥的田仅一石。黄乐俊仅为从堂叔，算是不少了。另一个堂叔黄扶武，得了阿查田三石七斗。这两个人，都只算是阿查故夫黄忠宜的近房，议继时是由这两人出名画押。更值一提的是，由于黄扶武之子黄朝争继，官府判其为阿查继子，同时，“曾得阿查田三石七斗，应作黄朝分授之产，赡养生母阿陈。朝与黄二分产，不得除去此项。”就是说，以前黄扶武因出名画押得的这份田，既然其子现在人继，这份田就不该再给黄扶武，而应在将来与另一嗣子黄二分家时，作为已经分得的家产计人。
田姓争继的案件也说明了相同的现象。田汝助、田汝一、田汝参为三兄弟。长兄田汝助去世后，由次兄田汝一次子田旭人继，田汝一在主持立继时，“于兄遗产内拨授汝参屋一所，田种四斗，银十六两，不可谓无手足之情矣。”{13}（p．587）这个案件说明，在安徽民间，即使是近房入继，也会考虑拨给一部分田屋财产给其他近房。
换言之，在清代，立继时拨一部分家产给亲支或近房，很可能是一项全国性的规则。从已知的材料看，这一规则在明代就有，并且已经有“插花”的名目。如黄从殷之弟黄起桐死后无子，黄从殷虽为胞兄，但仅有独子，不能出继，亲族公举远房侄子黄亚欢入继。但黄亚欢之父黄子繁没有拨给黄从殷丝毫田产，由此构讼。官府批道：“业经县断，照俗插花十亩与殷杜嚣，可无词矣。”{14}（p．205）这里所谓的“照俗插花”，应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习惯。又，麦姓共三房。第三房麦明起无子，继长房次子为嗣。二房麦晓华由此得了“插花二十亩”。而麦明起“所存之产，除蒸尝外，仅四十亩”{1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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