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散乱，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惯法等结论。同时，“挨继”只是清代立继领域中一项规则，它并未上升为国法，对于案件审理没有刚性的约束力。官府在案件审理中大多会默认这一规则，但未见得就尊重这一规则。最后，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规则与国法的效力渊源有着深刻的区别。国法的效力主要渊源于国家的强制力，而规则却是以一种类似“自然规律”的存在，其效力渊源于秩序紊乱的威胁、公众的不认同以及当事人可预期的诸多不利后果。人们的行动可以符合规则，但行动者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规则。在限定的社会条件内，人们按规则办事，不是因为规则不能违反，而是因为“一直如此”。
在关于“序立”的讨论中，我们仅提出“长房次子”这一规则。因为，虽然这个规则只涉及服制相同时的“序立”，但由于服制不同时“序立”问题较清楚，而无服制时无所谓“序立”，因此，可以说这是立继中最实用、最核心的规则之一，以此为例管窥清代的立继制度，应该说是合适的。另外，由于这一规则没有被国法所规定，又往往为以往研究所疏忽。但离开它，立继和解决立继纠纷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用“长房次子”规则最能表达我们的论述目的，即通过展示规则的实在性，厘清规则、事实和法律的关系。
三、近房亲支的份额
宝坻档案中的案件大多有头无尾，造成这种现象，既有可能因为档案遗失，也有可能是因大量案件在呈诉后，当事人遵照县批在私下和解了结。由此，我们对案件很难逐一定性。但从能够定性为争继的案件中，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上述，以往关于争继案件的研究，往往着重讨论入继的资格或顺位。但是，宝坻档所显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一部分所谓的争继案件，并不涉及承继人的资格不明，或有多个具有承继资格的人争继。事实上，以争继为名的案件中，往往有应继之人已经确定，但族中仍有人提出质疑，甚至不惜打斗而激化成讼。深入这类案件，有助于我们了解立继规则与清代社会。
以霍文成等争继一案为例。霍李氏生前，已经当着族众立霍长福为嗣。霍李氏死后，堂弟霍文成、霍文荣等人以未立继单为由，前来争执，以致成讼。从乡保呈县衙的禀状中看，霍文成、霍文荣等人并无子嗣，根本谈不上过继儿子给霍李氏。可见，表面上是争继的案件，实际另有原因。这个原因，从乡保禀状中可略知一二：
昨伊等同身商明，仍继霍文福给霍李氏母子接续香烟。将霍德贵所遗房一间半、家北地十二亩、南园地十畦，给霍德发同子霍文荣养生。将唐庄西洼地十八亩、坟地三亩、园地十二畦、北窑地十八亩、家具等物，均归霍文祥之子霍长福与霍文成按半分劈。欠里欠外之账，归霍长福自己擎受，不与霍文成等相干。[6]
从同日在县衙的甘结看，霍文成、霍文荣等接受了乡保提出的和解协议。按照这个协议，霍李氏遗留的田地被两个堂弟分走了大半。继子不过是与霍文成平分田地，所得仅约田产总额的1/3。当然，霍李氏还留有一座“德和木铺”，应该归于继子了。协议中所称“欠里欠外之账”，想来大多是这个木铺生意的欠账。
以争继为名，实质上争的是遗产，这并不奇怪。不但今人这样说，清人已经这样说：“盖争继构讼，无非为田产起见。听讼者只论当继与否耳。”{13}（p．536）但奇怪的是，并无入继资格，却在遗产中分走如此大的份额。这究竟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
我们撇除宝坻县档中不能定性的案件，将能够确认为争继或至少以争继为名的案件归纳出来。大约有11件。列表于下。其中，实为争继的，我们在性质一栏中注明“争继”。打着争继的旗号，实为争遗产份额的，我们在表中性质一栏中注明“争分”。
表一宝坻档争继案件简表
表略
由表一可知，“争分”之案共6件。除第4件为已经离异的前妻争遗产并涉及退继，其余均为族人出面争产。正如前述，由于档案缺失，这个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价值。但即使如此，说清代的争继案件中，有部分是族人以争继为名而争产的，应不为过。
观察这些争产的案件，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争产的族人作非分之想。事实上，他们在争产中反倒理直气壮，并且所争的份额往往得到官府的支持。本文称这些族人在“争”遗产，或许给人误解，仿佛是族人对遗产“无分”。然而，事实可能相反，大多数情况下，连立继者和入继者也不认为这些族人是在“争”，而是认为他们本来就“有分”。如，孙茂德曾过继堂侄孙有，孙有已亡，又想立孙有之子孙国珍为嗣孙。为此，“经至亲翟海生、田君恒作中，与身堂侄妇孙赵氏、子孙国安说明。立写契据，字内载明身之产业尽归孙有之子孙国珍承受，孙国珍养老送终，身有倚靠。身义送长门孙赵氏母子高地三亩、东钱三十吊。身出名立给伊母子字据一纸。”[7]这个案件是因为孙国安后来又想人继，故而成讼，最终以孙赵氏、孙国安等甘结“不敢争论滋事”而结案。在当事人甘结和县衙批语中，都再没有提到孙茂德所拨的田和钱。这说明，只要孙国安承认已经成立的继嗣关系，他得到的田和钱就没有争议。
再来看前已介绍的刘英汗立继一案，这里只关注它的结果。刘李氏等人的甘结写道：刘李氏交刘元会东钱160吊，刘元会退继。刘英汗遗产尽归刘庆瑞擎受。[8]按照“长门次子”规则，本应刘庆瑞承继刘英汗，但刘李氏仍然交出160吊钱。160吊钱即160千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它显然不是赔偿或手续费，而是可算作一部分家产。
总之，综合这些族人争遗产的案件，不得不承认，立继人或继子分给亲族人等财产的情况，并非特例。虽然清代国法对此没有规定，但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在发生作用，而且，当事人和官府对此心里是有数的。这种人们心知肚明的、不成文的，依靠认同而具有某种效力，从而使人们在某一领域中取得一致行动的东西，将其称为规则，或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规则究竟是什么呢？它该如何表达，它是否有某种固定的称谓？如果它不是零碎的、偶然的，那它就一定有一种较为确定的形态，或者，它至少附着于某种载体如语词之上。而上引案件却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在霍文成案、刘英汗案中，都是已经形成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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