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非一概依照民间规则。因为规则毕竟不是法律，没有人强制官府一定要以规则为准绳。然而，如果我们知道规则的底细，阅读清代批判时，心里就有主见，不会被批判词中偏离规则的地方所骗，也就不会因被骗而对州县审理产生误解。
以一件樊樊山的批词为例。史念南兄弟三人，他是老三，有子三人。二兄在战乱中殒命，绝后无子。长兄有子二，长子史垂青，次子史继青。史垂青作为长门长子，并不与胞叔史念南相商，即以史继青人继二房。樊樊山站在史念南一方批评史垂青：“并不请同亲族，书立嗣单，竟令尔胞弟史继青与二门承嗣。于光绪十二年，将所有家产，按三股劈分，尔兄弟二人取三分之二，尔叔生有三子，仅得三分之一。硬立分关，令尔叔承受。尔叔不依，而尔与继青，竞自藐尊霸产。此即兴讼之源也。”{16}（p．145）
樊樊山的批判词在当时就受人推崇，原因在于不但文字好，还能使“良善者有所劝，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樊山判牍》序言）。所以，看他的批词，一定要分清谁是“良善者”，谁是“无情者”。我们看这个案件，史垂青是长门长子，俨然以房长或大宗自居。然而，史念南虽居三房，却有史垂青胞叔的名分。史垂青以弟弟出继二房，就是按“长房次子”的规则办理。但在樊樊山看来，他却有两处失礼：第一，是立继“不请同亲族，书立嗣单”，这就违背了立继的其他规则。因为，即使本人立嗣，尚需邀请亲族写立继单，族人为死者立嗣，岂能不商同亲族并不写继书？第二，史念南虽是三房，但毕竟是史垂青的胞叔，即使应该由史继青人继二房，史垂青也应征询胞叔的意见，他将胞叔撇在一边，这就有亏尊卑之道了。所以，樊樊山批评史垂青是“藐尊霸产”，这一点不错。“藐尊”是指他没有和胞叔商量，没给胞叔“面子”。“霸产”是说他不立继书，不商同亲族，继嗣手续不全。
樊樊山要教训史垂青，就不得不用语严厉。但史垂青以“长房次子”出继，似乎并无大错。而如果承认史垂青是对的，就不能帮史念南找回“面子”。因此，要作好这篇批词，着实不易。樊樊山的决定是这样的：
查二门既已过绝，所有家产，应令长三两门，各得一半。二门禋祀，亦应令长三两门，各出一子承继。方昭公允。而本县留尔体面，不加惩责，仅照史念良（二房已故叔名）原管，将二门之业，作为三七劈开。长门得其七，三门得其三{16}（p．145）。
这个批词下了一个多月，史垂青仍然“抗不遵断劈分”。后来，樊樊山不知用了什么强硬手段，才让史继青“畏罪改过”，并令史继青“向其叔承情服礼”{16}（p．147），算是为史念南找回了“面子”。不过，我们如果知道“长房次子”挨继的规则，对这个批词，就有诸多可议之处。其一，族中有子可继的情况下，族众或官府应替其立继，免其死者无后，这才是正理。虽然争继就是争产，但知县判案应首先考虑“名正言顺”，立继就是定名分，名分定后，财产归属自然清楚。而樊樊山这个批词却舍理而顾利，只顾划分财产，不顾立继。这已是乱命了。其二，一般来说，族中有子可继，就不采用“并继”{13}（p．536）。徐士林在判词中写道：“夫继定于一，争端乃息，间有朋继者，乃斟酌于爱、序之间，不容偏废。故以人情通理法之穷耳。”所谓“朋继”，即指多人人继，是“并继”的别称。这段话是说，“序立”和“爱立”是正常情况，“并继”只在特殊情况下通融人情时偶尔为之。但即使“并继”，也必须以“序”和“爱”为基础，不能违背“序立”和“爱立”原则。[5]樊樊山如果硬让两房并继，也还说得过去。但他又不替三房选出适当人选出继，只是将二房产业作三七开。这是史姓族人回去后无论如何都难以办理的。因为，不为二房立继，就无人有资格承受二房产业。如果为二房立两个继子，那么，两个继子的身份就是平等的，该平分二房产业，岂能多少不均？这又是乱命了。其三，既然樊樊山要为史念南找回“面子”，就该让三房多得些二房产业。但是，先前按史垂青的分法，三房得二房家产的三分之一，就是得了约33．33％。现在按樊樊山的分法，三房得二房家产的十分之三，就是30％。这不但没帮着三房，反而让三房吃亏，这也真是乱中有乱了。有此三乱，难怪史姓族人无法按批语执行了。
樊樊山的本意，是想助史念南找回尊长的“面子”，这个出发点在当时看来是好的。由于“长房次子”的规则并不属于国家法，对于案件审理来说，缺乏刚性的约束力。樊樊山撇开“序立’’规则，自立规矩，也不能算是违法。然而，樊樊山固然可以自立规矩，但民间规则却是在长期实践中沉淀而成。一项规则与其他规则相互牵连。“长子次房”或“挨继”规则，就是为了解决服制相同时的立继次序问题，避免服制相同的族侄争继。因此，这个规则是与限制“并继”相联系的。樊樊山要撇开这个规则，就必须拿出能说服人的办法，解决谁应人继的问题。如果拿不出恰当的办法，服制相同的族侄就全都可以入继，也就只好采取“并继”。但是，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将所有族侄一齐人继到同一绝户人家。大家都入继到一户人家，其他族内人家绝户又由谁继？且入继大多为争财，一股脑地人继一户人家，家产难免分割细碎。没多少利益，又有多少人愿意人继？由此可见，樊樊山可以在个别案件中提出“并继”的办法，但这个办法要成为规则，谈何容易！
这也可见，若抛开既成之规则，即使如樊樊山之聪敏，也难在短时间内思虑周全，面面俱到。在清代，固然有许多规则不是国法，但人们却一贯地遵守，官府也不有意背离之。其原因就在于：规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共同实践后，选择的最优模式，只要社会环境或约束条件不变，除了这条规则外，人们并无其他更好的模式可选择。在某个案件审理中，官员尽可以不顾规则，但这种审理的结果却只能执行一时，不可久远。
这种现象，也提醒法制史的研究，在讨论古代社会与法律的时候，需要先把事实、规则和法律三者区别开来。樊樊山判令“并继”和按三七开分割绝产，这是一项事实，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发生过。但却不能把它作为明清时期立继中的一项规则，更不能当成一项陕西省的习惯法，并进而得出清代的立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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