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未按立嗣程序邀请亲族，写立继书。这样，刘廷祥死后，尽管刘邦彦是当然的承继人，但继子的身份尚在确定之中，而按照民间规则，继书并不是立继的惟一条件，通过为死者哭丧、执幡，也可成为理所当然的继子，[14]亲族参与葬礼时，如果对主丧者没有提出异议，以后也就不能再否定继子的身份。结合这些情况看，刘庆丰等人不惜冒着亲人的怨愤，抢夺灵牌，就是为了在发丧期间将争议提出来，使刘邦彦的继子身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以便为争夺死者的家产作铺垫。
如果以上推论是合理的，就有理由说，继子能否主持丧礼，不但是他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资格者获得正式身份的必经途径。由此，葬祭仪式在这里凸现了它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仪式所要求的行为内容是当事人必须履行的；另一方面，当身份尚不明朗而需要明确时，如果完成了仪式所规定的行为，那么，这一仪式本身将成为身份合法的依据。
正是因为仪式在赋予合法性方面的意义，才使仪式成为当事人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争继案件中，由于继子身份需要通过葬祭仪式加以确认或稳固，因此，利益相关人可能在仪式的各个环节发难。在另一案件中，赵洪的继子赵庆维已被退继，赵洪之妻出殡，由女婿卢振立主持。赵庆维却要去陪灵执幡，“到出殡日，小的姐嫂送殡作车，奈卢振立不容推下。”[15]这是争执幡的例子。还有一个案件记载，于嘉瑞死后，嫡堂侄于文元去拦阻出殡。[16]
除了执幡、哭丧、主持下葬等仪式外，谁能主持祭祀，也可能承继死者的家产。同治年间的一个案件中，据当事人回忆：“咸丰八年，经身父邀请亲族，言明身兄弟均有子嗣，谁愿令子与身长兄解浩上坟摆祭，即给与地四顷八十亩以外，祖产再按三大股劈分”。[17]家人约定由主祭人承继财产，说明主祭者可以视同继子。
总之，在一般人看来，谁履行了葬祭仪式，谁在争继中就占了上风。实际上，从档案看，只要继子身份没有通过正常的立继程序加以确定，身份相关人就可以起而争之。争执焦点集中在仪式是否完成。这一方面说明，清代继书并非立继的惟一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清代的立继无法等同于今天继承法上的顺位继承。顺位继承是一种资格继承。只要具备一种资格，继承人就当然的成立。但继子的身份，虽有“疏不间亲”的原则加以限定，却不是当然地接替。继子要么通过复杂的立继手续，包括商同亲族、写立继书等，要么就须主持葬祭。二者都包含一系列的仪式，完成仪式所规定的行为，继子的身份才能获得承认。
仪式首先具有一种象征性，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争继人争夺的对象。争继人争执幡、拦出殡、争主祭，都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从仪式象征及其结果上去衡量。能够完成仪式所规定的象征性的行为，就使自己在争继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同时，主持葬祭仪式的资格是惟一的，谁先履行了仪式，就能使他人丧失履行的机会，从而有可能排除其他的竞争者。
然而，如果过分强调仪式的象征性意义，很可能导致忽视仪式的规则意义。无论从哪一种方面看，仪式都不仅仅是因为象征性而具有意义。否则，它就可能仅仅是某种累赘，某种令人厌烦的，必须消除的对象。很显然，仪式长期地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无论是古典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存在着许多或繁或简的固定仪式。现代文化在骨子里欣赏的是高效和简约，讨厌繁文缛节。然而，各种仪式仍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国旗和国歌、敬礼和拥抱、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建筑落成的剪彩、出生和收养的登记、各种证件执照或资格证书等等，无不是仪式的缩影。在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在正常情况下，仪式看上去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形式。特别是，在已经完成了身份确认后，仪式更显得累赘。但这种累赘的意思往往是：对于一个已经获得某种身份的人，当要求他履行那一证明他的身份的仪式时，仪式成了一种与利益无关的单方面义务，因此被认为是累赘或多余的。这时，仪式不但令人厌烦，也是不必要或“不必须的”。
但反过来，仪式又是对合法身份的确认，或者，是对目的或结果合法性的确认。对于需要获得某一身份，却必须以某种仪式赋予合法性的依据时，仪式又是必须的。这时，关于仪式的陈述句可以表达为：“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履行这一仪式。”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仪式，意味着一种规则的存在。因为，在结果需要通过仪式加以确认时，仪式的语义中明确地指明了“必须”。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发生时，仪式又往往被等同于某种利益，成为人们争夺的焦点。在争继案件中，有资格者抢着去完成一种仪式，或者阻碍其他有资格者完成这一仪式，都是把仪式直接视为利益在争夺。
由于仪式与结果直接相关，仪式的举行和顺利完成，意味着一种目的已经达到。人们往往兴奋地或耐心地去完成仪式，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仪式之后的结果或利益。仪式往往是给人观看的，它也需要人去观看，因为观看者全都了解仪式的意义，他们将成为仪式结果的证明人。又因此，仪式的规则意义被忽略了。
但我们知道，仪式包含着各种规定。它至少包括：（1）关于实施仪式者的身份的规定。不合规定的人，即使完成了仪式，仍然不能得到仪式可能赋予的结果。只有合乎仪式规定条件的人，才能通过履行仪式获得合法的地位或利益。（2）仪式规定着实施仪式者的行为模式，它要求当事人以“正确的方式”去履行仪式。显然，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不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而是仪式的规则意义在发生作用。但“仪式的象征性”和“仪式的利益性”却掩盖了仪式的规则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仪式的象征性”和“仪式的利益性”是次要的。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仪式本身是一种规则。但同时希望指出的是，通过仪式，可以发现规则与象征性与利益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仪式的象征性”是仪式本身得以存在的观念基础。在象征的意义上说，仪式意味着合理性、正统性、正式性或严肃性。而“仪式的利益性”则是仪式得以持续稳固地存留在人类社会中的现实依据。
以立继仪式为例，要求继子要有孝敬之心，这本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而围绕着这一观念，产生出关于行为的标准。正因为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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