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
[20]因此，《爱国者法案》不是基于一种社会秩序的常态所制定的法律。所谓常态，是指事物的正常状态，是非常状态的反面。就秘密录音而言，应该是在社会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达到基本平衡状态。1978年美国所制定的秘密录音政策就符合这种要求，因而是一种常态下的政策。相反，《爱国者法案》所确定的政策则导致了严重的不对称，因而是非常态的政策。这种政策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在美国现代史上，只要社会出现普遍的不安全感，就可能发生一种有组织的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严重事态。例如二战时期，美日战争爆发之后，日裔美国人被强制隔离，关在拘留营中，他们的自由和人权被剥夺殆尽。冷战初期，美国政坛上掀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高潮，不少美国公民深受其害，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严重损害。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德曾说，不安全感常常会引发“美国政治上的偏执狂”，即将威胁模式化并不断放大，在这种非理性的紧张状态中，社会不愿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对政府政策或领导人的任何批评更是不能容忍，轻则被压制，重则被扣上不爱国或对国家不忠诚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和人权要么是出于担心而自我限制，要么是被政府明确限制。参见张立平：《寻求安全，难舍自由与人权》，载《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9月9日。
[21]《爱国者法案》颁布之前，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和广泛的讨论，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按照美国通常的立法程序，通过一部法律应当在国会进行公开辩论，社会上要进行广泛讨论。但是，该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参众两院很少进行公开辩论，也未提供机会对这类提案的代表性证据进行广泛的公共讨论。这表明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正常的政治对话被野蛮的袭击吓晕了，而且人们担心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在密谋当中。这意味着议员们审议和表决该法案时恐惧和仇恨的心理占了上风，缺乏应有的立法理智，因此难免失误。
[22]alan taylor，principles ofevidence，cavendish publishinglimited，2000，p. 248.转引自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
[23]alan taylor，principles ofevidence，cavendish publishinglimited，2000，p. 248.转引自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
[24]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25]杨良宜、杨大明著：《英美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0页。
[26]perlord taylorcj inr v smurthwaite andgill （1994），转引自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
[27]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庭辩论对社会秩序或者道德、风俗存在危害时，法庭可以禁止任何录音，电视、电影摄像及照像，否则罚款300-120000法郎。[28]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利益冲突问题。一方面，新闻记者要进行正常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法庭要行使正常的审判职能，从而产生了一对矛盾。有的新闻记者对法院限制了新闻自由和采访权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认为只要凭记者证就可以随意出入法庭任意采访，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那么，在法庭上，是优先保证新闻采访的自由，还是优先保证法庭的正常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则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29]李大勇：《论新闻报道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原则》，中国法院网2002-10-25 09：47：08。
[30]李大勇：《论新闻报道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原则》，中国法院网2002-10-25 09：47：08。
[31]国外一些立法甚至还对私人场合的个人言行提供刑法保护。比如，法国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侵犯私生活罪”规定，未经本人同意，监听、拍摄私人性质的谈话或在私人场所得到的录音、录像资料，以任何方式使用都构成本罪。德国刑法、瑞士刑法也都有类似规定。
[32]英国在刑事诉讼中也采用这项政策。我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我认为，在现代通信设备日益高新的年代，这项政策可能被滥用，公民权利和自由被严重侵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应当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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