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行为治疗的目的在于为特定的个人提供诊断、预防处置或者疗法。相反，‘试验’这个词是表示一种被设计来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进而发展或者促进总体知识的发展( 以理论、原则或者对相互关系的表述的方式表达) 的一种行为。试验一般具有一个正式的方案，其中设定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程序。”[5]2 －3这一界定，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体试验与常规医疗的关系，以及区别两种不同的侵权责任类型有重要意义。
对于临床治疗和试验的界限，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种观点。主观说认为，应以医生的目的，或者说是首位目标作为区分临床治疗和试验的界限。然而，对于医生目的的主观判断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试验和治疗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有时医生不得不基于治疗患者的目的采用一些疗效不确定的试验性方法。此时，医生既有治疗的目的，也有试验的目的。客观说认为，试验区别于治疗的特点在于对受试者具有的风险和缺乏对受试者的治疗利益，判断一种行为是治疗还是试验应当从客观属性入手。在 bonner v． moran 一案中，（bonner v moran，126 fed． rep． 2nd series，121 － 23( d． c． cir． 1941) ．）虽然医生主张其目的是治疗原告的疾病，但法庭通过对手术过程的审查，认定被告所实施从bonner 身上分离出部分组织转接到其堂兄弟身上的行为由于对 bonner 本人不具有医疗上的利益，因而是一种试验行为。在 kaimouwitz v．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for the state of michigan（kaimouwitz v．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for the state of michigan，civil action no． 73 － 19434 － aw( circuit court，wayne county，michigan，july 10，1973．）一案中，由于所实施的精神外科手术具有很大风险而且患者可能获得的利益微乎其微，因而法庭认定其为试验而非治疗。法庭进一步认为在区别试验和治疗时，有关各方明示的目的，或者现存的试验方案都不是决定性的。[6]
2、人体试验责任案件的诉因。贝尔蒙特报告之后，部分美国法院认识到人体试验与临床医疗的不同，把人体试验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诉因。在 barrett v． united states 一案（barrett v． u． s． ，689 f． 2d 324，c． a． n． y． ，1982．）中，一名精神病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注射了试验性药物墨斯卡林( mescaline drivative) 并死亡，法院认为，该案件不属于医疗过失，“原告根据 ftca( 联邦侵权赔偿法，federal tort claims act) 提起诉讼的理由在于，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医疗上的失职，而是被作为了人体试验的小白鼠。”在辛辛那提总医院放射性试验案（in re cincinnati radiation litigation，874 f． supp． 796，s． d． ohio，1995．）中，法院认为，在辛辛那提总医院对不明真相的受试者进行试验时并不是作为医生应有的行为，相反，他们表现的像一些只对可以提供国防部使用的冰冷数字感兴趣的科学家。因此，对他们的行为不应用医疗过失或者一般过失标准来判断。在 spenceley v．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一案（spenceley v．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938 f． supp． 398，s． d． tex． ，1996．）中，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地指出，“试验不是治疗。试验所要求的标准和条件可能不具有治疗上的意义。参与试验的患者并非因为医疗过失行为而沮丧，而是因为没有获得潜在的治疗，他们被允许使用的药物是基于研究目的而非治愈他们疾病为目的。”
同时，仍有法院将人体试验损害赔偿案件作为一种医疗过失案件处理。在 kernke v． men-ninger 一案（kernke v． menninger clinic inc． ，172 f． supp． 2d 1347 ( d． kan． 2001) ．）中，患者自愿参加了一项试验后症状加重死亡。堪萨斯地区联邦法院驳回了原告除了医疗过失之外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为“当一种诉权与医生、患者关系有关时，堪萨斯法庭不会允许原告‘创造性的总结’出一种医疗过失以外的新的诉权。……任何有关被告对于 kernke 作为患者在被告处就诊时所依据的照顾和治疗有关的诉权，其根本因素仍不会超过被告违反对于 kernke的照顾义务的主张。”在 heinrich v． sweet 一案（44 f． supp． 2d 408 ( d． mass． 1999) ( heinrich i) ; 49 f． supp． 2d 27 ( d． mass． 1999) ( heinrich ii) ; 62 f． supp． 2d 282 ( d． mass．1999) ( heinrich iii) ; 83 f． supp． 2d 214 ( d． mass． 2000) ( heinrich iv) ; 118 f． supp． 2d 73 ( d． mass． 2000) ( heinrich v) ; 2002wl 1941483 ( 1st cir． 2002) ( heinrich vi) ．）中，对于致命性脑瘤患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进行一种试验性“硼中子治疗”的行为，马萨诸塞地区联邦法院认为，“根据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法律，医学试验应当根据规范普通医学治疗行为的法律标准来分析。”（heinrich ex rel． heinrich v． sweet，62 f． supp． 2d 282，314 ( d． mass．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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