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衰落与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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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而且，1709年随着《安妮法》的通过，“浪漫主义作者观”“不仅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市场，还因此开始渗透到了人们的法律意识之中”［14］455。如此一来，无论在版权的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作者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主体，并对其“独创”作品的能力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肯定和评价。就像有学者所说：“‘浪漫主义’的作者被视为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和独立的创作实体，它拥有超凡的智慧，并独立地创造了其‘原创性’作品。作者是最初的思想者，作品就被认为是其个人人格的体现，它具有丰富的主观性和原生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建构。”［16］
正是在“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支配下，作者就意味着一切，作品的所有荣耀都集中于作者一身。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公共领域”是如何被版权吞噬了。用博伊尔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浪漫主义’的作者本位观过分地强调了作者的独特天赋和其对作品的‘原创性’贡献，它就严重地削弱了外部资源对创作的价值。”［17］这个外部资源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浪漫主义作者观”过分地强调了作者“神性”的面向而忽视了其“人性”的特征，在版权法“全力控制和组织作品的两类资源———作者的贡献和公众的贡献时，往往也就只有一类资源：即作者才实现了控制和回报”［1］107，而对作品做出贡献的其他主体都完全被忽视了。
就像“一封给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信中，马克·吐温曾明确指出的那样：‘(与)电报、蒸汽机、电唱机、电话或其他重要的发明(一样)，(作品的诞生———笔者加)前后可能经历上千人的努力，可是最后只有一个人才获得了荣誉，而我们却把其他的人给忘却了’。”［18］
总之，近代版权法以“浪漫主义”为指导，将作者指称为天才和创造的源泉，并把“作者身份”解释成一种个人责任之事实，忽视了对“时代智慧(wisdom of the ages)”以必要的尊崇［19］。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指引下，“公共领域”在版权法体系下的逐步被蚕食也就完全不足为怪了。因为，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和渲染作者无所不能的重要性的话，不但很容易把我们引向一种视版权为“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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