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和谐社会观的伦理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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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的。自此，这一问题也构成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的主题。帷幕既已拉开，后人便先后登场，以各自的智慧，演绎着自己心目中的和谐社会剧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以神法启示人法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共处，与之不同的是，近代启蒙运动则在推崇人的理性所发现的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主张通过“社会契约”来组织国家以保障个人权利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在其《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中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的“这种哲学，在其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上是功利主义式的，在其社会哲学上是原子论式的，在其人学（science of man）上是分析的，它期望透过一番科学的社会工程，将人与社会重新组合，使人经由完美的交互调适，获得幸福”［2］。启蒙运动的主流观点把人看作是客观化的科学分析主体及对象，把人看作是诸般个人欲望之主体，而社会与自然仅是满足其欲望的手段，人性、社会关系与实务，一如自然，都与日俱增地被客观化了。这种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却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困境：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康德担心人类自身的自主性的张扬与粗野的道德本能的迸发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如同霍布斯所说的狼与狼的关系。于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彻底的理性意志自由的名义，对启蒙运动的人性客观化发起了反动，强调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在他看来，这种道德命令作为先天的、纯粹的形式法则无条件地约束着人，道德必须和幸福或快乐的动机截然分开，道德不能依赖人们所欲望的对象或所策划的行动的特殊本性，道德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康德的目标乃是力图完全摆脱对自然的依靠，纯粹从自由意志中抽引义务的内容。继而，从理性自由意志所要求的道德律令出发，康德指出，对所有的人来说，首要的责任就是从那种粗野的、恣意任性的无法律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状态。人们依照自由的法则，组织、建立和维持这个国家自身，从而使国家的福祉得到实现。而“国家的福祉，作为国家最高的善业，它标志着这样一种状态：该国的宪法和权利的原则两者之间获得最高的和谐。这种状态也就是理性通过绝对命令向我们提出的一项责任”［3］。在康德哲学中，道德意义上的“善”与义务，是自由意志实践的绝对前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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