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死后遗产税负担，丹麦还开征了赠与税与遗产税配套。
4、慈善捐款与税收抵免问题。国外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借助慈善团体等民间力量来给予弱势群体多层次的特殊援助，而慈善捐助活动也成为了西方富人生活的一部分。在2007年，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621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中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根据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款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某媒体称，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助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难道中国的富豪真的铁石心肠、没有社会责任感？从2004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减税计划”提出后，北京市的捐资金额增长了1倍多。[6]这说明我国富豪慈善捐助少很大部分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激励、保障机制。而国外富豪们热心于慈善捐助，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慈善捐款抵免纳税的制度。

三、改革完善税收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1、健全个人所得税法律。为了倾斜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纳税比例应该是不完全同一的，高收入者纳税比例就应相应的提高。但是，也不能一味简单地实行一刀切，如果人们税后收益越趋于平等，就越可能产生罚勤奖懒的负面效应，打击努力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在现代社会的经济人，追求不到利益最大化就会转而追求轻松的最大化，最终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应该充分注意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第一是要提高个税的起征点，2000元的起征点使个人所得税成为普遍课征的“人头税”、“大众税”，中低收入者也成为纳税人，于情不合于理不符。第二，改变原来单一的定额扣除法，要充分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如子女的教育费用、老人的赡养费用、失业、医疗、住户等因素。把纳税人取得收入与所须支出的费用实际联系起来，根据纯所得的大小量能课征，实现税收结果公平。第三，纳税人收入按其来源性质不同，可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工薪所得和经营所得等。我国个税的课征应区分不同的来源所得实行不同的差别税率，适当缩减工薪所得的税率，对非劳动所得，特别是投机性资本所得、偶然所得适用较高的累进税率。第四，借鉴西方的“负所得税制”，即一般处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上的要交税（正税），而收入处于最低标准以下的，将自动从所得税中得到补偿（负税），以确保收入不处于最低收入标准，对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给予有效的救助。
2、开征房地产税，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房地产税开征后，目前开发商一次性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将转为缴纳少量土地补偿金。开发商拿到土地后，政府给予其三年开发周转期，开发期限过后，售出的房地产部分由购房者逐年缴纳房地产税，未售出部分则由开发商缴纳。一方面使占有财产越多的人交税越多，而占有财产少的人，税负则下降，以平衡税负，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对闲置的房屋征税，可以避免资源浪费，限制囤积住房的行为，打击“炒楼”现象。这样不但可以限制开发商囤积土地的行为，抑制投机、平抑房价，也有利于中低收入者解决住宅问题。政府对中低收入者的自用房地产还可制定相应的物业税税收减免政策，减轻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成本。
3、设立遗产税。先富起来的人在去世后，大量的遗产直接传给了他们的后代，造就了一大批坐吃山空的“公子”、“小姐”，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经济发展。通过开征遗产税，一方面运用税收的调节功能，鼓励富有者积极为社会多做贡献，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控制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过于悬殊，使富人对穷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另外，开征遗产税可以把遗产人生前不透明的收入也纳入其中，弥补个人所得税的不足。由于遗产继承纯属偶然，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及税负水平应略高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选择总遗产税制较为可行。对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实行征税，再分割给各个继承人。这样税务机关可以控制税源，防止偷税漏税，税制比较简单、环节少也便于税务机关的高效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4、对慈善捐款的税收优惠制度。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对于慈善组织和向慈善组织捐助的机构和个人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免税资格。另外，个人或公司向慈善组织捐款捐物，可以抵消一部分收入所得税。10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也有规定，社会福利人为避免事业经营困难，可以从事营利（收益）事业，并获豁免纳税待遇。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捐赠与纳税两者并无矛盾。捐赠是用于帮助弱势地位的人，出于社会公益目的；而纳税形成的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功能也是用于社会公益。为了推动我国捐赠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在《遗产继承法》、《税收法》中设立关于慈善捐款的保护条例，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优惠措施来保护捐赠人的积极性。对于企业捐赠，提高税前扣除比例是一个重要的促进机制。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3%比例太低，对企业公益捐赠的积极性无疑是一种打击。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基尼指数来衡量，中国的基尼指数从1992年的0.31扩大到2000年的0.43，再到2002年了0.454，2008年已经达到了0.5，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弱势群体的困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就必然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持续发展自然不可能实现。我们要通过保护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正义，减弱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整体平等。弱势群体法律保护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国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发挥作用，税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一方面体现在税收的减免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从强势群体的收入中转移一部分财富到弱势群体中去。由于税收的财政职能，税收的社会政策性和社会公平性，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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