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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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革命政权性质的相似性及“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文艺方针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决策者(其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工作者)无视中苏社会与文学现实的巨大差异性而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直接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为指导中国文学创作的根本方针。但是，这一理论还主要是对苏联文艺理论及其实践道路的简单模仿，它在分析解决当时中国文学及其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 “两结合”理论由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两结合”方针，直接目的就是要配合高歌猛进的“大跃进”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扬文艺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精神，虽然因其过分突出了浪漫主义及其主观理想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而失于偏颇，但它在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纲领的解体：“两结合”的方针在1960年7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取代了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针，成为文艺创作的新纲领，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本土化的第一次不成功尝试。而流行于“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则是“两结合”方针的极端化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要突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将文艺视为为政治服务的有效机器。可以看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三突出”，尽管理论本身还比较粗糙，还停留在教条主义地看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上，但其已明确地开始对照搬苏俄理论进行反省，企图建立适合中国现实的文学理论，因而在很大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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