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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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有合于道”。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其讲学、授徒、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如陈淳“顺亲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周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吾平生圣经贤传，心体躬行，自觉超逾释老。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要设立特定的形式。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高度程式化。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严重。如王柏“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黄灏“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李燔“被服布素，虽贵不易”；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侧”，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
理学形式化日益流行，必然会引发理学的“末 中国论文联盟*编辑。流化”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末流化”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嘉定时期，朱熹著作便已成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这种情况下，士人若想科举及第，必须要熟记理学，现实生活中也要时刻以理学的教条为准则。因而，士人对理学的接受，也就带有了极大功利性。在功利心的驱使之下，他们对理学的学习只是单纯寻章摘旬，而对理学的践行便是刻意的“表演”。理学在众多士人眼中，变成了荣华富贵的“敲门砖”。陈淳说：“大抵今之读书为儒者，通一世皆是学举业之人。”魏了翁说：“自比岁以来……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因之，众多士人以性理来装点门面，以理学家自居来抬高身价。而在义理之学上，他们不但毫无建树，甚至连“刻木为鹄”都做不到。黄榦痛心疾首地说：“吾人以善类自名，而胸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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