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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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来往的理学家，并不厌弃他的游士身份，反而赞赏他的江湖诗作。如朱熹弟子赵汝腾说：“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锼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包恢则说戴石屏“为诗正大醇雅，多与理契”。这种赞誉之辞，不排除有“应酬”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包容与好感，包容江湖诗人干谒谀颂的游食习气，而好感江湖诗人对理学之认同。甚至像黄行之这样的江湖诗人：“刚心勇气颇折于困踬之途，侈词溢语间及于庸琐之吏”。真德秀竟将之与韩愈类比，为之巧言辩说，则又未免堕入“谀颂”之习气了。
三 理学世俗化下的“宋调”流变
理学世俗化塑成了南宋中后期诗人群体关系，同时也影响着“宋调”之流变。在“中兴四大家”淡出诗坛后，诗歌中衰趋势已不可逆转。在江湖派诗格日卑之时，理学诗人涌现诗坛，一方面起到了“救弊”作用，弥补了江湖诗歌之不足，承续了“宋调”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在世俗化大潮中，完成了理学对诗歌的全面渗透，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理学诗人论诗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强调诗之功用，二是强调吟咏性情。与此相联系，他们不屑于雕琢文辞。真德秀要求文学能有补于世道，尝说：“文辞末也，事业本也。”魏了翁说：“诗以吟咏情性为主，不以声韵为工。”方逢辰说：“诗不必工，工于诗者，泥也。诗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这种论调在理学世俗化过程中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也激发理学家更深切地关注各种社会问题。这种关注既是“躬行”思想的落实，也是士大夫济世情怀的自然延续。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湖诗人有着显著差别。这一时期的理学大家多有入朝为官的经历，像真德秀、魏了翁、袁燮、洪咨夔、杜范、郑清之等，均为当时显宦。他们的学思践履及生活阅历，开拓和深化了理学诗的内涵，使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理学诗人在诗作中对军政、民生等话题有着激烈议论，也毫不掩饰对民风、时政的批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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