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刑法规定方式的特殊性看刑法解释的立场
　　如前所述，刑法是规定生杀予夺的法律，直接涉及当事人的重大权益，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一种对抗，因此立法都尽量地细致化、明确化，宜细不宜粗。为了保障国民对处罚的预测可能性，刑罚法规必须是用文字写下来的、成文的制定法。“刑法比其他法的领域更需要法的安定性，因为只有成文法才能保证法的安定性，故此每部现代刑法典都将刑法完全浇铸为成文法的形式”［11］。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犯罪与刑罚都必须在法律上规定。现代社会，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即不仅要求犯罪与刑罚法定，而且要求法律的规定明确，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明确性原则，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的适用对象［12］。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其调整的内容远比刑法多，远不如刑法仅仅规定400多个罪名那样明确，而且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因此，在法律规定上，便具有一定的粗放性，立法宜粗不宜细，这样才能更好地适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
　　刑法与民法的规定方式的不同，反映在法律解释中的立场要求也就不相同。由于刑法讲求罪刑法定、明确性，有关犯罪、刑罚的规定都已经在刑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反映在刑法解释中，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不能突破立法意图而进行“创造性的立法”。民法由于法条规定的粗放性，社会生活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许多案件在法律上找不到直接的、具体的依据，因此，可以在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下发挥法官的创造性，给予法官更大的空间来处理案件，这说明民法解释应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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