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都不能自为的弱者就立肺石。
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大收人望”，又搞了一些新名堂。“垂拱初年，令熔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谏匦，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匦，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53]在这四个“意见箱”中，与人民的非常上诉或申控、救济权益有关的是“申冤匦”，专门满足“得罪冤滥”、“怀冤受屈”、“无辜受刑”的人民的救济需要。“招谏匦”也与此有一定关系。“言时政得失”、“直言谏诤”、“匡政补过”等等其实也包括申控官吏违法滥权、救济正当权益。为了管理四匦，设置了匦院，“置匦使一人，判官一人。谏议大夫或拾遗补阙充其使，专知受状。”[54]这种设专职受理非常上诉的机关的方式，直接为宋代的相关制度开了先河。
宋代继承唐制，除保持了这几种途径之外，还设置了更加发达的专职机构。
宋朝似乎一开始就为“登闻鼓”设置了专门的机构———“鼓司”，又沿袭唐代的“理匦使”设置“理检使”，并为之设置了“登闻院”。首次形成了两个并列机构略有分工、互相牵制受理人民“非常上诉”的体制。孝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七月诏：“诸州吏民诣鼓司、登闻院诉事者，须经本属州县、转运司；不为理者乃得受。”[55]这时在此强调必须先经过所有的地方前置申控程序才能受理。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改“鼓司”为“登闻鼓院”，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56]。逐渐形成了以“登闻鼓院”收受人民关于“婚田公事”即民事纠纷、“登闻检院”收受人民其它申冤控诉事宜即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格局。[57]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八月诏：“登闻检院，今后诸色人投进实封文状，仰先重责结罪状。如委实别有冤枉沉屈事件，不系婚田公事，即与收接投进。如扯开却夹带婚田公事在内，其进状人必当勘罪，依法遣断。所有争论婚田公事，今后并仰诣登闻鼓院投进。”[58]“如未经鼓院进状，检院不得接收；未经检院，不得邀驾进状。如违，亦依法科罪。”[59]“凡臣民上疏均先诣登闻鼓院；如鼓院不受，则诣检院。”[60]也就是说，当时的制度是：所有“告御状”，先须到“登闻鼓院”，过滤下民事案件；刑事和行政的案件再到“登闻检院”申诉；“登闻检院”不受理的才可以直接邀车驾向皇帝告诉。
为了加强对高级官吏的监督，宋真宗时定制：“或论长吏及转运使、在京臣僚，并言机密事，并许诣鼓司、登闻院进状。”[61]就是说，申控于“鼓司”、“登闻院”的特别控告途径，这时主要被用作人民监督和控告中央地方高级官吏的途径。
象唐代一样，宋代也特别强调“告御状”必须是最后程序。《宋刑统》规定准用后周之制，规定：“诸色词讼及诉灾沴，并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应所论讼人须事实干己，证据分明。如或不干己事及所论矫妄，并加罪。”[62]
在辽王朝，也设有受理非常申控的“钟院”，相当于宋朝的“鼓院”。辽穆宗时曾废除“钟院”，致使“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景宗保宁三年(公元971年)下诏恢复“钟院”。[63]重熙八年(公元1039年)，辽兴宗诏“有北院处事失平，击钟及邀驾告者，悉以奏闻。”[64]在金王朝也设有“登闻检院”、“登闻鼓院”，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诏刑部、登闻检鼓院毋锁闭防护，听有冤者陈诉。”[65]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政权也继承了前代的一些非常申控制度，不过似乎简化了一些。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令中书省议立“登闻鼓”，规定“父母兄弟夫妇为人所杀，冤无所诉”者，听击鼓鸣冤；“其或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世祖又下敕规定，“诸事赴省、台诉之；(省、台)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以闻。”[66]同样，元代也特别强调须用尽前置程序，“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径诉乘舆者，罪之。”[67]“经乘舆诉之”大概包括“邀车驾”、“挝登闻鼓”两种情形。
明代的非常申控救济制度，由“通政司”、“登闻鼓司”二者共同构成。明代的“登闻鼓”是太祖时设置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令设“登闻鼓”于京师午门外，每日由监察御史一人负责值班。“其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其状赴通政司，并当该衙门告理，不许径自击鼓，守鼓官不许受状。”[68]就是说，民事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只能通过通政司提出非常申控；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命盗反逆重案、官吏贪腐或滥用权力残害人民之案件)才可以击“登闻鼓”向皇帝“告御状”；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凡登闻鼓楼，每日各科轮官一员。如有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情者，受状具题本封进。其诉状人先自残伤者，参奏。如决囚之日有诉冤者，受状后，批校尉手传令停决，候旨。”[69]《明史·刑法志》说：“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还下诏具体规定了“通政司”受理非常上诉的程序：“凡有四方陈情建言，伸诉冤枉、民间疾苦善恶等事，知必随即奏闻。及告不公不法等事，事重者，于底簿内誊写所告缘由，赍状奏闻，仍将所奉旨意于上批写，送该科给事中，转令该衙门抄行；常事者，另置底簿，将文状编号，使用关防，明立前件，连人状送当该衙门整理，月终奏缴底簿，送该科督并承行该衙门回销。”[7]
明代对“告御状”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士民百姓直接控诉于皇帝，也被叫作“叩阍”。“阍”，即宫门，叩阍者可以击打“登闻鼓”。官吏百姓或者犯人家属，有冤情须直接向皇帝上诉者，则立于宫门喊冤曰叩阍。[70]也就是说，“叩阍”实际上是立于宫门外喊冤、邀车驾和击“登闻鼓”等几者的笼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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