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而不回避，则许人民“越诉”。在元代，“本属官司……应合回避(而不回避)者，许赴上司陈之。”[78]这种情形，在宋、明、清的法律中虽未找到有关规定，但应该也有类似作法。
第四种情形是，向监司宪司控诉官吏受贿不法，可以越级告诉，不以“越诉”论。元代法律规定：“诸诉官吏受贿不法，径赴宪司者，不以越诉论。”[67]

(三)宋代“越诉法”开创的一些特许“越诉”
两宋时代，为了打击贪官污吏，防止其欺侮小民，特别以各种法令“广开越诉之门”。其规定的一些特别允许“越诉”的情形，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给予人民申控官吏违法滥权、保护人民正当权益、实行行政损害救济的目的。
这些特许“越诉”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与司法中防止官吏舞弊有关。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二月，宋徽宗令“官吏辄紊常宪法，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政”者，“许赴尚书省越诉。”[79]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徽宗又下诏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擅轩绳缫，以威力取乞钱物”，“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者，“许民户诣监司越诉。”[80]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徽宗再次下诏：“应在禁罪人，官吏避免检察官点检，辄私他所者，以违制论。许被禁之家越诉。”[81]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规定，“民间词诉，……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为容隐，乃设越诉之法。”[82]《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奉行手诏及宽恤事件违戾者，许人越诉。”[83]在司法审判中，如果依法“有不应禁(之人)而(遭)收禁者，……许不应禁人或家属经提刑司越诉。如提刑司不为受理，许经刑部、御史台越诉。”[84]还有对于官吏审理案件故意拖延时日(“往往经涉岁月不与断理”)者，“许人户越诉”[85]。
第二种情形与宋代特别注意打击“冒役”有关。有宋一代，差役之累，百姓苦之，于是“冒役”。即土豪与官吏勾结在差役科派上弄虚作假、躲避差役，或将差役负担转嫁给贫民，“朝廷虑猾吏之为害，故开冒役越诉之门。”[86]高宗建炎二年诏，“逃田税役，辄勒邻保代输，许人户越诉。”[87]
第三种情形与宋代的“断由”制度有关。宋代法制规定，任何司法案件的判决，不仅仅要作出判决本身，还应该在判词上写明判决理由(定夺因依)。如果原管官司不给出断决理由，则可以“越诉”。“如元官司不肯出给断由，许令人户径诣上司陈理。其上司不得以无断由不为受理，仍就状案追索原处断由。如原官不肯缴纳，即是显有情弊，自合追上承行人吏，重行断决。”[85]
第四种情形与防止贪官污吏勾结奸民霸占百姓田产房产等物业有关。如高宗绍兴三年诏：“人户因兵火逃亡，抛弃田产，……十年内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88]孝宗隆兴元年诏：“应婚田之诉，尤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受理民事诉讼期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89]
第五种情形与防止官吏不法科敛百姓、征收赋税违法有关。高宗绍兴五年敕：“民间合纳夏税秋苗，……州县不遵三尺(法)，……往往大折价钱，至令人户难于输纳，并将畸零物帛高估价值却往他处贱价收买，以图剩利，显属违戾。可令监司觉察，仍许人户越诉。”[90]孝宗干道元年诏：“江浙州军每岁人户合纳二税物帛等，……州县于数外妄有科折，……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如有违戾，许民越诉。”[91]
第六种情形与防止官吏侵害商人、勒索商贾有关。如宁宗庆元元年诏：“现任官员收买饮食服用之物，并随市值，各用现钱。不得于市价之外更立官价，违者，许人户越诉。”[92]
第七种情形与防止官吏“滥收费”、“滥罚款”有关。高宗隆兴九年规定：“契勘人户典卖田宅，合纳牙税契纸本钱，勘合朱墨头子钱。州县巧立名目，又有朱墨钱，用印钱、得产人钱，……禁契税正钱外收取民钱，许人户越诉。”[93]孝宗淳熙二年诏：“累降指挥约束州县，不得因公事辄科罚百姓钱物。(违者)许人越诉。”[94]
(四)明代的“许民捉拿污吏”之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打击贪赃枉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也为了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给了人民一项非常特殊的救济程序———―“耆民率丁壮捉拿害吏送惩”的制度。这是明代人民权益救济法制中最为特殊的一项设计。
为了制止官吏贪渎之风蔓延，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仅仅靠体制的力量已经不行了；于是他选择在国家正常监督体制之外借助老百姓的力量。他明确授权人民捉拿贪官污吏送惩：
“朕设夫州县官，从古至今，本为牧民。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保举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出，由是逼成有司以为好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95]
这是授权人民捉拿州县为恶的六房书吏。对人民的这种“捉拿”授权，还包括捉拿作恶的“在闲之吏”及“老奸巨猾”：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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