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保长共一人，合之四乡共五人，其举选优礼亦如之。与四乡保长同日委任，每保长给与某县某乡保长某人钤记一枚，凡有公务，许印封申送。”[38](p·451)
无论发给执照，还是发给钤记，都意味着官方对于保长政治身份的认可。不过，这种认可与保长任职时所受到礼遇一样，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实际的好处只是其他官府杂役的免除，不过，保长、甲长、牌长连年累月走街串巷、清理户口、稽查嫌疑，其辛劳并不逊于其他劳役，更不用说保长甲长失查，还要照例治罪。考虑到保长甲长职务所要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官方的认可及礼遇实在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实际上，在清代民间，保长甲长的职务通常被人所轻视。“甲长乡正之名近于为官役”[34](p·252)，本来就不能给人带来荣耀的感觉，重视名声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惟恐认充保甲长之后，或钱粮命盗词讼，责令催拘，或往来供帐，差徭派其承应，并计及将来，公庭守候，吏役刁难，蚩蚩之氓，鳃鳃过虑，且公正者耻与下役为伍，谨愿者畏与匪类成仇，以故裹足不前，催充罔应。”[25](p·195)
自重身份的人不愿充当保长、甲长，那些甘愿当保长、甲长的人却指望这个职务有利可图，当然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名声。“其有情愿出首者，颇多从中染指之人，平数素不為众人推服，巳存观望之念，兼之先以筹办经费，或按田产之多寡，生意之大小，酌量派收為要務，更寒農商之本心”，在办理保甲过程中，这些人更是处处敛钱，“约计在某处设总局，某处设分局，总局首事几人，分局首事几人，办杂事几人，收经费几人，每日开饭几桌，每局庄勇若干名，带勇武弁勇丁口粮若干，每月须收经费若干，方足敷用，如此布置费用巳属不少，再议查戶口几人，造冊几人，每户发門牌一张收钱几百文，以作纸张之费，凡有所需，无不欲派之民间者。”[39](p·769)即便在平常，近乎官役的身份也给保甲长带来了很多便利。他们有的“挟嫌诬陷以及藉端需索、挟制良民”，有的借“熟识衙门，包揽漕粮词讼”，有的趁四季换册之期向地方官请托词讼[1](p·115-116)，这些作为当然不能让百姓对保甲制度有什么好感，不过，既然替衙门办事，总要从中得些好处，对于这些没有任何薪俸的保长、甲长、牌长来说，这也许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而在办理保甲过程中，地方官将相关费用摊派给书役、书役摊派给保长、甲长，这也为保长、甲长最终摊派给百姓提供了一个最合理的借口，其结果如道光十六年皇帝在上谕中说：“地方州县，勒派浮费，书吏需索规礼，差保隐匿遗漏，牌甲保长，任意妄为，无籍流民，姑息容留，恣为不法”，这些都是保甲制度“徒为具文，未能徧收实效”[20](p·288)的理由。
四、老百姓不堪其扰
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效果，取决于老百姓是否愿意接受。保甲制度之所以长期被视为具文，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堪其扰，“保甲未行，小民先受无限之苦累。”[35](p·223)清代官方为宣传保甲制度下了很大的功夫，陈秉直的长篇白话注解把办理保甲的好处说得头头是道，不过对老百姓而言，他们非但没有感受到这些好处，反而因为保甲增加了不少烦恼。
办理保甲的费用，就是给老百姓平添的一份负担。像陈秉直所说的那样富者出钱、贫者出力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如果政府不能为保甲组织的建立和运转提供必要的资金，那么这个负担最终只能由老百姓来承担。而当向老百姓摊派费用的事务由书役、保甲长等所谓贱役把持的时候，老百姓只会加深对于保甲制度的厌恶。据记载，光绪元年，湖北鹤峰地区散发门牌每张索钱竟至一千文，阖州百姓对此无不怨恨[40](p·706)。“小民因得一纸门牌，未曾安保身家，已先耗费囊橐，情何能堪？”[25](p·192)为了减少摊派数额，有的村庄干脆贿赂书役、保长等人，虚报户数，“盖门牌每张索有定费，故有村民不肯多领，甘贿差保以免多报者；亦有差保串通敛收各户之钱，坐得其利而以多报少，随意领出门牌散给者，往往五十村之里只报二十余村，一百户之村仅开二三十户。”[25](p·192-193)
保甲制度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实际上，每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发生很多变化，从同居到析产，可能使户数增加，生死嫁娶可能导致口数增减，民户从业状况可能因时而异，房产田地也可能因典卖而转移，这些情况，很难及时掌握。而包括每户女眷在内必须一一登记在牌册之上，这种作法也让人觉得不便，“今必逐户令其注明本身年岁若干，父母兄弟子侄之外，更及妻妾媳女，并有连其名字年齿详载不遗，夫以安民教民之法而旁及其人之闺阃，妇女纤悉必书，已非立法本意，在乡党自好之士既所不甘，而绅衿大户更拘泥不肯落笔。”[25](p·193-194)况且，百姓无论外出访友或接待亲朋，都要受到保甲长的盘查，总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迁移户籍，更是要受到保甲的监督。而在清代，百姓迁居是件越来越平常的事情，所谓“迁移事故，日异月新，初造之册甫历数时，即多更易，若欲随时改造，事既冗琐，费亦滋多，遂至缮写甫完，已成废纸”[9](p·47)。百姓的频繁迁徙让保甲制度难以维持，比如在安徽凤台，这里“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其外来者则又随宜逐便，营土屋附田塍为居，或弥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编，则派甲派总之术又穷”[27](p·328)。
保甲制度使百姓承担十家连坐的危险。保甲制度的设计者希望动员百姓的力量监督不法，防患于未然。的确，“赌博、贼盗之有无，五家之中无不周知也。友朋亲戚之往来，十家之中无不共见也。一有可疑，则得以察之，察之得实，则告之官，赌可惩也，贼可擒也，知而不举则五家连坐，彼四家者，岂肯以其身家为他人受累哉？”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想法，邻里之间彼此了解，一旦发现有人作奸犯科，为了使自己免于连坐，一定会向官府告发。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博徒皆无赖也，盗贼皆枭雄也，其暴如虎狼，其毒如蛇蝎，良民方惴惴焉，吞噬之是惧，敢劘其牙、撄其尾哉？”[41](p·319)这些不法之徒气焰嚣张，百姓避之惟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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